苏联怎样输掉了上一场科技世界大战

陈斯文

    1961年4月12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震动全球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无奈地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后了。”回到白宫后，肯尼迪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一场影响人类文明的较量，就此开始了。

挑战者的“崛起”之路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

    当时苏联的科技体系，已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在苏联领导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维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

    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

    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美国构成了压力。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

    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倾斜。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

种下恶因：从正循环走向封闭

    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是一位自负的“苏联通”，他曾经对苏联做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在乔治·凯南看来，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上世纪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上世纪6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美国 IBM公司作出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集成电路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但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而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彻底挫败苏联的美国政府。

苏联半导体主动投降

    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亿至90亿美元。随后，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

    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端，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然而，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

    其实，苏联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何况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而在这方面，当时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

    从这个拐点开始，苏联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落后不止体现在研发领域，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的耐心等待。

    而苏联领导人“聪明”地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苏联的工厂。那些原本在研究所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被赶进车间里，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

    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据《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