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垚
9月中旬，印度南部的雨季进入尾声，天气捉摸不定，转瞬即雨。这是一个周六的下午，班加罗尔的天空刹那间被乌云遮蔽，豆大的雨点应声而落。
24岁的外卖员戈文达拉杰冲进英迪拉纳加区的一家商店躲雨。刚站定没几分钟，手机里的外卖软件Dunzo提示他接到了新单。雨势并没有放缓的意思，他戴上头盔，一头冲进了雨幕里。
从早上7点开始，他就骑着摩托车出门跑单了，但运气不好，快十个小时只挣到了140多卢比（约13元人民币）。往常活儿多的时候，加上补贴一天能赚到900卢比（约83元人民币）。虽然经常要到夜里1点才能收工，戈文还是挺满意，毕竟疫情期间好多人没了工作，他好歹还有一份稳定收入。
Dunzo是一家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外卖平台。除于点餐之外，顾客还可以在上面订购食材、日用品、药品等，也能同城跑腿送货。封城后，居民的外出活动受到限制，Dunzo等外卖平台的需求激增，也给像戈文这样骤然停工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份生计。
受疫情影响，印度第二季度GDP缩水23.9%，失业率攀升至近50年来的最高点。全球范围内，外卖、网约车等科技催生的新工种正在重塑就业格局，在这个特殊时期更为凸显。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有关平台资本是否对劳工进行“数字剥削”的讨论也进入主流视野。但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来不及讨论公不公平、剥不剥削”。长期研究零工经济的印度学者努布尔·拉瓦尔如此评价。
“运费一降再降，我们太难了”
戈文从小在班加罗尔长大，长年和来自南部各邦的移民打交道，通晓各邦的语言。顾客的肯定和信任让他感到满足——有一次，他跑腿送了一张面值为20万卢比的支票。
他也遇到过不好对付的顾客。遇上着急的，会一直打电话催单，而为了避免差评，戈文也闯过红灯，还被交警抓过。“我已经交了1500卢比的罚款。”他说。按平台要求，如果顾客因为等不及取消了订单，他就相当于白跑一趟；要是评分低于3颗星，他将会被强制暂停一周工作，损失比罚款大得多。
在平台系统的算法面前，他没有任何讨价能力。严格来说，他和Dunzo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只在注册APP时同意过一份服务协议。
这意味着，虽然他可以随时下线，但不接单就没有任何收入，而在线等待订单的时间是无偿的。“完成订单后我们会有空闲时间，但也没法做其他兼职，因为只要下一单来了就得立马去送，延迟或者主动取消会被罚款100卢比。”戈文说。疫情期间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失业青年加入到骑手行列中，导致僧多粥少，“基本上一小时才能接一单”。
英迪拉纳加区的一个街角是各大平台骑手休息的据点，这里开着一家窗明几净的咖啡店，骑手们只有取餐时才会进去。咖啡店对面是一辆卖盒饭的手推车，骑手们花50卢比（约4.6元人民币）就可以解决一顿午餐。休息间隙，大家三三两两聊着天，有人撩起另一位骑手的T恤，帮他在后背喷上缓解腰疼的喷雾。
最让戈文担心的是，公司可以根据营收情况单方面降低运费。他加入Dunzo前每单的基础运费是27卢比，现在降到了22卢比，接着还要降到15卢比左右，“我真希望他们不要降价，那对我们来说太难了”。
封城期间，戈文从市中心送了一包烟到20公里开外的东南角郊区，顾客为这一单付了258卢比的运费，但他最终只拿到95卢比，连汽油钱都不够。
“零工经济”的印度难题
戈文和维杰是印度300万“零工”中的一分子。这个数字和印度5亿劳动力相比微不足道，但据印度贝内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巴尼克估计，56%的新就业机会正是由“零工经济”驱动的。
外卖骑手等科技零工，正成为年轻一代印度人的主流职业选择。一个重要背景是，印度拥有仅次于中国的劳动人口体量——15-64岁的人群达到8-9亿，但未能创造充分的工作机会来释放其人口红利。
印度国家抽样调查局2019年的劳动力调查显示，15岁以上能够工作的人群当中，有49.8%的人没有工作。疫情加重了这一趋势。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发布的月度失业数据，印度今年8月的失业率高达8.35%，城市失业率攀升至9.83%。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就面临失业。“政府在‘印度制造’倡议下提供的工作，更多专注于低技能、可以很快被雇用的蓝领工作。”拉瓦尔认为，政府并未给城市居民和来城市谋生的移民提供工作，这一缺口正好被科技公司提供的零工岗位所填补。
拉瓦尔表示，零工经济可以很快雇用工人，“有一技之长就可以，不需要学位，男性的工作往往基于其驾驶技能”。
拉瓦尔发现，印度零工经济呈现出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图景。究其原因，印度有八成以上劳动力本来就从事传统的日薪劳工工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劳卫保护体系。
这一情况下，互联网平台创造的科技零工岗位颇具吸引力。“在传统印度社会，体力劳动者不受尊重，因为他们往往属于特定种姓。”她说，这些社区的资源和工作机会有限，而当他们成为科技零工、穿上公司制服之后，反倒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保护。换句话说，零工为印度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比如穆斯林、低种姓和来自某些特殊地区的人。拉瓦尔说，传统的就业市场更依赖熟人推荐，科技零工则不需要人脉关系。只不过，传统就业市场上的劳动剥削和劳资关系失衡也存在于零工经济中。
拉瓦尔在调查中发现，劳亚门与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没有签署合同，而被称为“交付伙伴”，自愿通过平台来提供服务，双方都可以单方面解除这种“伙伴”关系。例如，骑手可以随时下线。
但实际上，骑手们往往没有选择。“如果你想赚到基本的生活所需，至少需要工作10-12个小时。”拉瓦尔说，甚至有外卖骑手告诉她，自己在高峰期下线后，经理又会打电话要求他上线，就算提前1分钟下线，也会失去当日的补贴。
另外，在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大都市，骑手们还经常会受到警察的骚扰——工人们往往愿意付出小额的罚款或者贿赂，来换取达标后的补贴。
因为缺乏有力的劳工保护体系，劳工剥削在印度几乎无所不在。（据《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