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软实力

⊙作者  刘庭华                                       

    抗战文化起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兴起，历经“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发展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抗战文化首先源于民族危亡意识的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价值观，其次源于中国抗战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其目的就是抗日图存，救亡复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战争。它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一场软实力的较量。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敢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这是中国守军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孤军固守桂林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时写下的一首绝命诗。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濒临亡国的危难地步，但也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给所有党派、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起了模范引领作用。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的壮阔而曲折艰难的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击时间如此漫长。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如果说，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每一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的斗争，都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准备了量的积累，而抗日战争则使中华民族的觉醒产生了质的飞跃。

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

    20世纪末，西方一个著名学术机构评选出影响人类历史的十大军事名著，中国占有其中两部，一部是《孙子兵法》，一部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世界各国的军事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孙子兵法》是人类冷兵器时代军事学术的最高成就，历来被认为“兵学圣典”；而《论持久战》则是热兵器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指南针意义的代表性军事著作。

    全国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就确立了“持久消耗战略”，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其主体思路是正确的，但它实行单纯依赖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战方针，并把全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或称两个时期。战争指导的失误，导致由此带来巨大伤亡损失。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却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有力号召者和坚强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并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持久战的总方针，抗战必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阶段理论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并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有效作战模式。

    《论持久战》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信心、骨气和底气。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战争多么残酷、条件多么艰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认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广泛开展伏击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实行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建立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19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共同夹击日军的战略格局。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许多亚、非、拉弱小国家和民族广为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鼓舞中国军民团结御侮、

浴血奋战的强大动力

    “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迅速组织起来，仅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就组织40多个救亡团体3000多人的宣传队，奔赴抗日前线慰问演出，被誉为“文化战斗的游击队”。

    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长沙《抗战日报》、武汉《全民抗战》、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成都《金箭》等。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等报刊，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导向标。

    随着抗战文化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剧目，《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歌曲，《卢沟桥演义》等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卢沟桥事变》《八百壮土》等影片，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等，特别是用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凝聚全民族抗战之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

    延安是当时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或组织的文艺团体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人才辈出，优秀作品涌现。比如诗歌像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等，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最为激动人心，歌声悲愤激扬，激发人们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同时，延安成立了抗日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克劳什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文化协会等30多个学术团体，发行《红色中华》、《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报刊30多种，不但出版马、恩、列、斯著作50多种，还出版了大量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大众哲学》《中国通史简编》《孙子兵法》《战争论》等名著。

    抗战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对于动员、鼓舞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论持久战》等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文化亦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杰出符号。（据《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