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不抵抗的真实原因

王恩宝

    “九一八事变”，从军事上来说，日军是以少胜多，先机制人，侵占东北各地的。据中国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总兵力正式军队不足3万。而中国东北军在关外的部队，虽无法精确统计，如有的说17.9505万人，有的说13.7万人。总之，东北军数倍于敌。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攻击北大营时，其主力只有一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800余人，而北大营有中国驻军7000人之众，却在日军攻击下死伤惨重地败走。

    “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几天，东北军接连丧师失地，不战自退。一部分官兵如沈阳北大营第七旅，长春宽城子、南岭兵营中国驻军也曾起而抗争，持枪自卫，并给日军以一定打击，但在长官的压制下，上命难违，只得饮泣而退。

    据史料记载，日军自炸南满铁路后，向北大营进行攻击，“北大营驻军长官由电话向荣臻（时任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请示，荣令以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侵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后来，有些人就是根据荣臻的这个答复，把不抵抗的罪名加于荣臻名下。而实质上，其背后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政策。

    所谓不抵抗主义政策，是指在外敌入侵面前，不进行坚决自卫和抗争，而是采取一种消极退让和妥协的态度，其进一步发展就是民族投降主义，这在中国是历史的产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境地，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当权的统治阶级，不论是腐败的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权，直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帝国主义面前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

    蒋介石曾说：“战争不仅限于有形之军事……而外交上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蒋介石主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论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兴师动众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都只是采取无形的战争即外交手段处理争端，不实行抵抗。

    1928年4月，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北伐”，很快抵达山东。日本人出兵占领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开枪射击中国人民，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等17人，想给蒋介石下马威，不想让蒋介石北伐。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介石开会，研究对日态度，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济南，连夜秘密渡过黄河继续北上的行动。

    由此不难看出，1928年的“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开端，也是“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行为的历史源头。

“九一八事变”前后

不抵抗主义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总是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制造借口，滋生事端，以挑起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而南京国民政府总是严令各地避免和日军冲突，“希望在不抵抗的姿势上可以闪过日本寻衅的锋芒”。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日本在吉林省万宝山村策划的一起引发中国与朝鲜间冲突，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的事件）发生后，东北乃至全国各地反日形势达到高潮，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宁愿把事情由大化小。

    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态度，东北当局不敢不唯命是从。自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后，张学良在一切外交方面的交涉、办理，无不听命于中央，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1931年7月间，“中村大尉”事件（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东北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中国驻军拘获并下令处死）发生后，日本借此事件横生枝节，咄咄逼人，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学良深感东北形势严峻，乃两次致电蒋介石，略谓：“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

    这时，蒋介石正准备用兵西南，为使南京国民政府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蒋介石不顾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图谋不轨的迹象，也不顾东北当局再三恳请南京国民政府注意东北的严重形势，而一再指示东北当局妥协、退让。

    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根据蒋介石“铣电”精神，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边署参谋长荣臻发出“鱼电”：“对于日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有上述这样一个过程，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

    当日军进攻北大营开始以后，23时左右，荣臻用电话向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张学良回答：“仍按9月6日的训令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中虽也有“一致奋起，以救危亡”等慷慨激昂之辞，但其讲话中的主旨是要求“服从统一指挥”，“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四个月后，辞职下野的蒋介石在奉化讲演时又说：“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

    蒋介石在这里实际上道出了他推行不抵抗主义路线的原因之一，就是恐日心理。由于国力薄弱，抵抗就会招致失败，这种抗日亡国论，其实质是民族失败主义。

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政策

    应该说，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在东北沦陷问题上，蒋介石应负总责，张学良也难辞其咎。

    就张学良个人而言，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地方军政长官的封疆大吏，握有相当实力的兵权，但又确实执行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是张学良在外交、军事行动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对中央的政策要绝对服从。

    二是张学良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和目的有一个认识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形势紧张，“张学良自己也知道沈阳将要发生事情，但他总存着万一心理，日本或许不敢吧”。

    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采访时说：“关东军搞‘九一八事变’，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政府也会要控制它。”又说：“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了，那就不同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疯狂扩张侵略的本性，对于日本军队和政府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冒险性以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对“九一八事变”判断失误。

    三是张学良思想深处认为东北单独打不过日本。“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就讲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所能应付。”又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推行和执行，造成了极大危害，它一方面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因此，后来中国人民大众和广大爱国官兵对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据《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