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少数族裔女性从政有多难?

■ 罗婞

    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美国大选问题时说，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对拜登来说，选择哈卫斯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还是冒着一定风险。

    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希拉里的败北就证明了，女性想要在政坛获得领导地位，并不容易。

    有媒体形容哈里斯是一个“一生都在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人”。

    她曾创造过多项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检察长，2016年，她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成为该州首位非裔参议员，同时，她也是参议院中的首位南亚裔参议员。

    哈里斯的母亲生前常对她说：“你可能会在很多事情上创下‘第一次’，但请确保你不会是最后一位。”

    母亲的这句教导，哈里斯用在了演讲中。“我可能是白宫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但我不会是最后一个。”身着白色西装和衬衫的哈里斯神采奕奕地说道，“每一个电视机前的小女孩都能看到，自己身处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度。”

    1964年10月20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生在美国一个移民家庭。她的父母都来自知识阶层：母亲沙玛拉·高普兰是一位研究乳腺癌的专家，父亲唐纳德·哈里斯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即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黑人”身份也始终烙印在小哈里斯身上，时刻提醒着她“和别人不一样”。

    她自小住在伯克利西部“黑人聚居区”，每天要乘坐公交车穿过白人社区的学校，当时黑人被视作“二等公民”，不应当与白人孩子上一样的学校。

    这段经历，哈里斯是含泪讲给拜登听的。

    那是在民主党内初选第一次辩论，同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和拜登同台。她指责拜登三十多年前的一次投票涉嫌种族歧视——上世纪70年代，参议员拜登是黑人儿童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

    拜登无言以对。

    哈里斯5岁时，父母离婚。她和妹妹跟着母亲高普兰生活，母亲正是哈里斯精神上的领路人。

     高普兰来自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父亲是高级别外交官，母亲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伯克利接受高等教育时，高普兰经常参与民权运动，并因此结识了来自加勒比地区岛国牙买加的哈里斯，两人相知相爱。

    因为爱情，高普兰决定拒绝家庭“包办婚姻”，留在美国。

    在自传中，哈里斯骄傲地提到母亲高普兰的坚强和独立：哈里斯快出生时，高普兰正在实验室工作；也正是这一年，她拿到博士学位。

    高普兰为两个女儿取名，借鉴的是印度神话：大女儿叫卡玛拉，意思是莲花；小女儿玛雅，意思是幻象。

    她解释，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希望女儿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相信，“崇拜女神的文化会孕育坚强的女性。”

    哈里斯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从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她先是从一个无名小县的地方检察官做起，到旧金山市检察官办公室，然后在2010年当选加州总检察长。

    2013年，总统奥巴马对她的评价是：不仅有令人赞赏的才能，聪颖过人的智慧，还有“专注而坚韧”的品格。

黑人女性从政，到底有多难?

    作为参议员，哈里斯很快凭借专业素养声名鹊起。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她是一位极富魅力的政治明星。当特朗普深陷“通俄门”事件时，哈里斯就俄罗斯调查向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抛出数个尖锐的问题，令对方大汗淋漓。

    “我不能被催促得这么快，这让我紧张。”塞申斯在她发言90秒后，请求她放慢询问速度。

    哈里斯的成功，并不能掩盖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在政治方面遭遇的不平等。

    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指出，截至2017年6月，美国没有黑人女性当选过州长，黑人女性占所有国会议员全体的3.6％。白1964年到现在，美国国会当选议员的少数族裔女性，非裔有47位，拉丁裔有20位，亚裔最少，只有13位。

    哈里斯决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后，很快遭遇挫折，她并未获得足够的资金和必要的支持。有观点称，2020年大选至关重要，“民主党不愿意将赌注押在任何不是白人的候选人身上”。

    哈里斯不仅不是白人，还是女性，这意味着风险和冒进。最后，民主党决定打出一张安全牌，“老白男”拜登。

    正因为拜登“太安全”、太出不了错，这可能意味着无聊和平淡。拜登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把自己塑造成站在特朗普对立面的人——特朗普分裂，他包容，特朗普种族歧视，他推崇平等。

    原本，拜登只是想寻找一位女性搭档，有11个选项：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密歇根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等，当然也有哈里斯。

    当时，民主党内部也有不少哈里斯的负面评论。有人说，她在第一次辩论时表现出攻击性，而且毫无悔意，为人太有野心，甚至可能“以错误的方式与他人发生冲突”。

    即便在2020年的美国，女性表现出“野心”和“攻击性”，仍然是一个负面评价。但考虑良久，拜登还是选择了哈里斯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哈里斯身上最大的标签是“务实”。她不喜欢太过宏观的政策，更在意政策的可实施性，与普通人的关联。除了作为公务员拥有出色的履历外，哈里斯充满活力的年轻形象能平衡拜登的形象。拜登78岁，她56岁，她来自西海岸，他来自东海岸，拜登是白人男性，哈里斯是少数族裔女性。就这样，哈里斯被冠上“女版奥巴马”的名号。

 “Joe and the Hoe”

    拜登宣布哈里斯为副总统候选人后，亚马逊上出现了一款T恤，上面印着“Joe and the Hoe”。

    “Hoe”的原意是锄头，在俚语里和“Whore”是一个意思。Joe是拜登的名字，Hoe骂的是哈里斯。

    除了印在T恤上，不少男性在推特上也嘻嘻哈哈转发了这张图片。他们想表达的观点是，哈里斯无非是靠当“小三”搭上大佬，靠情妇身份打入核心政治圈，没什么真本事：哈里斯这段绯闻发生在1994年，29岁的哈里斯结识当时州议会议长威利·布朗，后者当时60岁了。布朗在旧金山社交圈以风流闻名。他和妻子分居多年没有离婚，绯闻不断，交过许多女友，哈里斯是其中之一。两人的关系在当时是公开的，并不是秘密。这段感情不久就结束了。

    2019年1月，哈里斯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布朗突然在《旧金山纪事报》发表一篇名为《是，我和卡玛拉·哈里斯约会过，那又怎样?》的文章，称自己是哈里斯的“糖爹”和“伯乐”。“我任命她（哈里斯）为州议会委员会成员并支持她竞选地方检察官，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不过我也影响过许多其他政客，比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参议员黛安·费恩斯坦，”他写道，“不同之处在于，哈里斯是唯一一个在我帮助她后，发信息警告我的人。她说，如果我再从中干预（她的事情），她作为检察官一定会起诉我。”

    对于“蹭热度”的前任，哈里斯没有给出任何批评。

    哈里斯被喊“破鞋”，遭遇“荡妇羞辱”，主要原因还是她是女性。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遭遇上几起性侵性骚扰指控，几乎没有对他造成太大影响。纵观历史，男性候选人或是政治家，鲜少因为私生活而遭遇“荡夫羞辱”。

    作为美国史上得到主要政党提名的第二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前任”们的遭遇，或许正说明，对美国大选，政治家的女性身份可能是一个大阻碍。

    有意大利血统的杰拉尔丁·费拉罗是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的选伴，也是第一位得到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留着金色短发，展现的是优雅中产阶级女性形象。南方州的白人选民对于她的女性身份十分抵制。在密西西比州，一位老农问费拉罗：“小姐，你的蓝莓馅饼做得好吗?”显然，人们认为家庭事务才是女性的主场。《时代》还就此做了个调查，发现许多选民认为“费拉罗对蒙代尔的伤害大于帮助”，甚至还有女性选民称，自己“是一名思想开放的女性，但不赞同妇女在华盛顿做事”。

    2008年，共和党内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麦凯恩参选，他选择了阿拉斯加首位女州长萨拉·佩林作为搭档。佩林是—位保守派政治家，极度反对堕胎。佩林此前并不知名，大家对她的关注也不过集中在“是个美女”，曾经在选美比赛中拍过“裸照”这些花边信息上。

    后来，麦凯恩和佩林输给了奥巴马和拜登。在自己的自传中，麦凯恩写道，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挑选竞选搭档时犯了错，不应该选择佩林。

    今年，尽管同样遭遇到质疑和反对，大部分美国人还是用选票表示了对哈里斯的认可。《大西洋月刊》认为，“和哈里斯一样，女性已经习惯因直言不讳受到批评，因为有野心和抱负而被视作威胁。”哈里斯的遭遇，恰恰激发了许多女性的同感。

    回顾美国女性参政的历史，1920年，美国女性有了投票权；1965年，有色人种女性才有了普选权。“雪莉·奇斯霍尔姆、卡罗尔·莫斯利、妮基·海莉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性，作为首批赢得政治职位，同时承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女性，为她（哈里斯）铺平了道路。”（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