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穷国的股市“实验”

  • 邓晨

        穷国大都经历过来自富国的资本冲击,然后是在国有化与私有化间的挣扎,在封闭与开放间摸索前行;而监管不完善、信息不透明的证券市场,往往集中体现了民众在历史局势中的迷茫。
    阿富汗失败的尝试
        饱经战乱的阿富汗从来没有证券交易所。在塔利班“圣战”分子的占领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用鸦片与矿产交换国外的军火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但对于政府占领区的企业家来说:自然想获得融资发展阿富汗的工商产业,如果外资与银行贷款都很困难,建立证券市场似乎也可一试。
        2012年,就有两名美籍阿裔青年企业家推销这一提议,但他们的提议因为困难重重没有落地。
        到了2018年,有家“VFS金融公司”做了个系统,据说吸引了几千名顾客把钱存进账户,可以买卖外国股票,听起来似乎具有交易平台的雏形。但几个月后,便传出犹如电影《华尔街之狼》中无良交易员的骗局,特别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穷人把钱存入后血本无归。
        对此,阿富汗中央银行表示没有能力监管这种公司,也不准备负责。
        这家“金融公司”活动的地点就在塔利班老巢坎大哈,而塔利班这种组织本就是借反对现代“西化”潮流起家的。
    伊朗政府的吸金计划?
        在阿富汗隔壁的伊朗,今年股市暴起暴落。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指数从2018年的10万点不到,到去年站上30万点,再到今年8月蹿升至超过200万点的惊人高峰,却又迅速重挫回11月初的120万点。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全面国有化,本想废除证券交易所,但在两伊战争结束后推行私有化,才慢慢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伊朗政府与全国股民都高度关注股市前景,现在戴着口罩的股民经常到交易所门口抗议。在德黑兰市政大道旁,崭新落成的交易所大楼一度代表着希望,现在又好像在啃噬股民们的命脉。
        把资产押在混沌不明的国际情势中,足以使穷国的人民倾家荡产。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就引发过印度棉花业投资的扩张,战争结束导致孟买股市交易史上首次崩盘。据说,遭此重创的孟买,人口一度外流了20%。
        购买私人发行的股票而蒙受损失,这是股灾最常见的形态。现在伊朗的例子则特殊一点:股民买的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股票。
        因为伊朗经济面临美国的封锁与疫情的暴发,在货币贬值、赤字高攀、外汇来源剧减的重重压力下,由国有企业大量释出股份给伊朗股民,就变成了政府所能想到的最后办法。而伊朗民众面临银行利率降低、货币贬值,也就大量把存款投入股市,甚至也不怎么挑公司、或者没法挑。
        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显然称不上严格。许多赔钱的国企隐藏不良资质,以虚高的价格上市,政府却仍然积极鼓励人们购买这些没有前景的股票。
        伊朗上市的国企,虽说大致“私有化”了,但一直以来的特色都是:只通过股市释出所有权,经营权仍牢牢掌握在政府、革命卫队或各种官方组织手中。而这些公司基于政治关系进行垄断经营,也就不会太重视利润或效率,即便如此,股民还是不能不买。
        股市的戏剧性,是伊朗历史转折中的一个缩影。德黑兰证券交易所至今走过53个年头,最初对霍梅尼等领袖来说它不过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腐败机构,在国有化经济中没有存在的余地。到了1990年代以后,介于国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混合经济体系逐渐成形,股市成为按照什叶派教法运营之企业的融资基地。而今伊朗领导层说,政权遇到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股市成为国家坚持抵抗下去的救命法宝。
        对于伊朗强硬派来说,这始终就是一场战争。伊朗人“玩不起”、也“不愿玩”西方金融资本的游戏,也不可能把国企财报暴露出来;股市不过就是一样工具,若是能继续涨下去,帮助国家扛过危机就好了。
        但对于德黑兰证交所外的抗议者,则大呼这是一场吸金骗局,担忧泡沫破裂将会蒸发自己的辛苦积蓄。
    印度的高频交易疑云
        印度有两大证券交易所巨头,一个是1992年成立的国家证券交易所(NSE),总部在孟买北郊的新兴金融区(印度证监会也在这里);另一个是1875年就成立的孟买交易所(BSE),坐落在老城区的达拉勒街。
        印度两大证交所并立的局面,不妨就从“达拉勒”说起。这个名字就是“中间人”或“掮客”的意思。原本它是阿拉伯语名词,从非洲、西亚、中亚到印度,人们都用这个词称呼掮客。在还没有孟买交易所之前,当地的掮客会固定在大榕树下交易,有点像纽约证交所是在华尔街的梧桐树下建立的,虽然纽约的那棵梧桐树早已消失,孟买的原址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榕树。
        榕树在英语里叫“Banyan”,这个词跟树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同样也是来自英国人看到印度商人经常在榕树下做生意,而这些商人都属于专门做生意的“巴尼亚(Bania)”种姓。巴尼亚常在印度的政经领域叱咤风云,清贫的甘地就是巴尼亚家庭出身,而孟买达拉勒街的金融业里充满巴尼亚忙碌的身影。
        印度之所以形成两大交易所,要从1992年一个巴尼亚出身的证券经纪人说起。当时,孟买证券交易所还没有电子自动化交易系统,一切都仰赖经纪人接头操作。于是,此人买通各种政商关系,向银行骗取无抵押的贷款投入炒股,一只股票在他操作下可以猛涨40倍。东窗事发后,孟买的牛市瞬间崩塌,银行倒账,换算成今天的币值达到35亿美元。
        汲取教训,印度政府很快成立新的国家证券交易所,采用自动化的电子交易系统,取代仰赖掮客交易的旧制度。
        但是,在掮客不再直接进行人工操作的年代,近十几年来兴起的高频交易、算法交易、主机共置等手段,又构成了新的监管难题。这类新的交易利用强大的电脑算力与精巧的算法,在1/100或1/1000秒内,自动完成大量证券买卖,即使人工无法辨识的极小价差都可以用来获利。
        证券商为了求快,还进一步花钱把自己的主机放在证券交易所里,甚至可能用这种方法监控到一般股民的意图,抢先买入股民想买的股票再卖给他们。
        5年前,印度证监会接获密报开始调查,指出国家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层跳过正常程序,接受证券商的主机安置。
        2019年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要求国交所缴纳1亿美元罚款,推迟其上市融资的计划,同时处罚国交所的领导层及相关的公司。但这件事随后又发生了反转,今年初领导层与管理人员经过上诉后获判无罪,至今最后的裁决尚未出炉,真相仍旧混沌不明。(据《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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