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定格了一代人的风骨

    闻一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王希季、朱自清、华罗庚、陈寅恪、钱穆、费孝通、许渊冲……八十二年前的中国，曾有一所大学将这些名字连结在一起——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度过青春岁月时，他们还不是大师。

迁 徙

    西南联大的校歌第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只是，这场长征没有军人，都是些老师学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北大文学院地下室里的抗日文件被搜查，当时就有两位教授被逮捕，五位同学遭到了拷打、灌水，北大文学院沦为恐怖地牢。接着，南开大学遭遇飞机、大炮连续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毁于一旦，教学仪器尽数被毁。

    1937年8月，教育部决定，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迁往长沙。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不是当时的特有现象，战争蔓延到华北大地，一所所学校都迁往内地。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往昆明三条路线，爱国学生兴奋地申请走步行路线，希望领略祖国边远地区的河山，将抗日思想传达到群众中。加入步行团，体重要达到标准。一些瘦弱的男生为达到要求，在衣服下偷偷塞书期待过关。最后步行团集结了244位同学，由11位教授带队。一路上，他们常借农家茅舍，与猪牛同屋，雨雪交加时以油布蔽雨。更不用提遭遇土匪。步行团历时六十八天，抵达昆明。

    此时，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由于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和全家一直滞留在北平。日本人常常逼着国人为他们占领中国城镇开庆祝会。会上，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中学校长听说撕旗事件后，连夜到邓以蛰的家中，嘱咐他：“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你快把孩子送走吧。”

    在送别儿子时，邓以蛰说了一句话：“儿，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随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留在北京的邓以蛰先生，没有到日伪的学校去任教，靠变卖古董为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是父亲的志向，支撑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苦与乐

    联大群体抵达时，整个昆明能找到的大而坚固的场所只有两处，文、法学院的师生只能迁往边境城市暂住。梅贻琦校长聘请梁林伉俪为建筑工程顾问，修建新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两人拿出一套一流现代化校舍方案。由于经费有限，这个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梁思成心痛地对梅校长说：“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朱光亚回忆起这段日子，说：“宿舍是茅草屋，搞不好就漏了，后来就拿盆接漏的雨水。教室的屋顶是马口铁做的，比宿舍好些，但是也有问题，下雨了，叮叮咚咚，上面就响了。”

    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先生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陈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了“静坐听雨”几个字。师生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授们的住所也不比学生好多少。有几位如费孝通、华罗庚，住在农民们用来养猪、牛的楼上，跳蚤很多，活活是一出《陋室铭》。

    冯友兰住的乡下房子没有电灯，只能用煤油灯。有一阵因为禁运，煤油灯也用不了。他只好用一个小菜碟，装上菜油，加上灯草。冯先生晚上经常写作几个小时，菜油熏得脸上一块块地黑，大家看了又好笑又心酸。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完成了《贞元六书》，书的序中他写下那句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闻一多先生最初的住所也很拥挤，后来昆华中学腾出了一间宽绰的房子给闻先生一家住，闻一多就为昆华中学讲课和批改作业报答恩情。

    有了住处，生活依旧艰难。

    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他只能在家里做肥皂卖给化工厂。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校门口有个卖大碗茶的摊子，经过的路人不知道，摊主就是知名教授费孝通。

    1939年后，通货膨胀加剧，联大的教授夫人们也为了生计伤透了脑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与袁复礼的夫人，学做了一种上海的糕点“定升糕”。韩咏华每天步行40分钟，将糕点拿到冠生园去卖。路走的多了，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她的脚破皮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后来联大的教授们品尝后，建议把这糕称为“定胜糕”。“连校长夫人都做糕了，抗战一定会胜利。”

学之风

    苦乐参半的生活里，联大师生开创了一种自由而严谨的学风。

    有一次，教机械学的刘仙洲先生出一个考试题目，要求处写要求准确到小数点下三位。王希季看到了这道题，思路很清晰地答了下来，就是没注意小数点后三位的要求。考试结果下来，他得了零蛋。这个事情给了王希季很大的打击，之后他做事情都要认真到极致，可以说“没有昨天的零蛋，就没有今天的导弹”。

    在联大，教授治学，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高度的教学自由之下，学生思路开阔了，也会形成自己的判断，甚至可以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昆明大西门外的凤翥街，也常常传来学术讨论的声音。那里有几十间茶馆，店家们照顾联大的学生，只象征性收一点钱，学生们可以在那从早坐到晚。李政道说：“我们常常说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聚集了文学家和艺术家，当年昆明的茶馆风气也是一样。”

    后来杨振宁说：“当时的知识，很多是从自己的同学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书本上。”

    不止学生间这样，学者之间也互相没有嫉妒。朱自清有时候借闻一多、王力的文章来看，都是未发表的原稿。教授互无戒心，学生观点独到，自上而下言传身教。整个联大如同一个“知识共同体”。

战 乱

    到了1940年夏天，校园的平静常常被轰炸声打破。日本几乎天天来轰炸，联大在城边上，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

    1940年10月13日，27架飞机来到昆明上空。外文系主任吴宓在日记中写道：7时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幸存者。何兆武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

    为了躲避轰炸，联大上课的时间也改了，中午的时间空了出来。跑警报的时候一个人发两个馒头，一个大头菜咸菜。

    有一次杨振宁和邓稼先一起躲到山洞里，两个人待得无聊就朗诵诗歌，杨振宁背“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邓稼先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941年的冬天，陈纳德带着美国空军志愿军来了。战时翻译工作的任务落在了学生的身上，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四年级男学生全部应征入伍，参加了各个方面的翻译工作。

    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就参加了志愿空军的翻译，多年后他回到西南联大纪念碑，指着第一排的名单，眼含泪花，“前五个都是牺牲的同学”。

    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在诗中写道：“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

不 忘

    1945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宿舍里传来学生高喊的声音：“The war is over！(战争结束了)”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翌年5月4日，西南联大召集最后一次大会——结业典礼。

    离滇之时，西南联大在校园里立下了一块石碑。石碑的一面，镌刻着抗战时期学生从军的名单，另一面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十多年后的一个冬天，联大学子李政道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恩师吴大猷几乎同时收到两个人寄来的信。

    杨振宁在信中写：“振宁后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对‘宇称原理’的研究，都直接来源于大猷师在十五年前的教诲。今日或许是最好的答谢时刻。”

    1971年，杨振宁回到中国，与老同学邓稼先见面。杨振宁问他：“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不敢透露两弹研制工作的细节，只回答“外地”。

    杨振宁听出来了邓稼先在做什么事情，上飞机之前，他又问：“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

    邓稼先很为难，不想骗朋友，但又不能随便说。于是邓稼先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回复道：“你如实地告诉他，原子弹事业，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全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主完成的。”

    又过三十年，有摄制组想为西南联大拍摄纪录片，回到了杨振宁念书时曾借住的昆明房屋。

    摄制组的人对房主老太太说：“您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了！”老太太淡然地回答：“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那么他是给中国人做事了？”

    或许对于帮助西南联大建设的昆明人民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期待。（据《世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