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安琪
1952年4月，为了反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相应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政府拨款1600万元，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片土地上用一年多时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展览馆，称为苏联展览馆（后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从那时起，贸促会以办展览等方式搭台，在封锁之外打开了一条民间外交之路。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这次活动是由日本“国贸促”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促成的。
在日本“国贸促”的运作下，1955年10月，中方首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
在东京的晴海埠头、大阪的堂岛空地上临时建起的中国展览馆，每天人潮涌动。最要紧的工作是安保，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展览吸引了大量对新中国抱着强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日本一些中小学也组织孩子们前去参观，以此作为“社会课”。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商品展览会”的日文名称是“见本市”，直译为“货样摊”，不雅，于是按中国习惯称“商品展览会”。
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
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措辞激烈，坚决反对悬挂 “膏药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展览场馆高悬着 “苏联展览馆”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还有一个巨大的苏联国徽，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当时的数字）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雷任民向周恩来汇报日展接待情况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开幕日当天早晨，毛泽东去西郊机场为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坐车路过展览馆，突然决定到展览会看一看。日展接待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工作人员一下子沸腾了。动作敏捷的日本随团记者比新华社记者来得更早。
毛泽东兴致很高，他走遍展台，称赞展览办得很好。他还说，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据《老年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