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毅
公元前506年，晋国与齐国、鲁国、宋国、蔡国等17国共同征讨楚国。蔡国迅速灭了楚国的附属国沈国，之后，楚国集中兵力攻打蔡国，仅凭蔡国兵力难以抵挡。吴国国君阖闾和孙武、伍子胥等认为攻打楚国时机已成熟，就以救援蔡国之名，倾全国之兵与楚国作战。这就是历史上著明的“柏举之战”。
吴国大军水陆并进，溯水而上。楚国见吴国来势很猛，只得放弃围攻蔡国，集中兵力与吴国交锋。大战在即，孙武派3500名精兵为前锋，奇袭楚国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个险关，一举击破楚国的第一道防线，成功深入楚中腹地。此时，吴楚两军呈现出对峙之势，楚国大将沈尹戌觉察到，楚国兵力虽然占优，但分散在各个关口，容易被吴国军队各个击破。同时，他又注意到，吴国军队正面突破，犯了孤军深入的大忌。沈尹戌力主发挥楚国兵力上的优势，充分利用地利。他主张，由大将子常据守汉水与吴国军队正面对抗，由沈尹戌自己调集楚国军队，组织兵力包抄吴国军队侧后方，破坏吴国军队的船只，收回大隧、直辕、冥阨三个险关，断其归路，就可以形成前后夹击吴国军队的态势，将吴国军队歼灭。从任何角度看，这一计划都充分利用了楚国自身的优势，可谓上策。
然而，伍子胥和孙武率先变招。吴国军队在同楚国军队进行了数次交锋，吴国军队并没有取得战果。伍子胥、孙武根据局势变化，果断采取隐真示假的方法，主动后撤给敌方示弱，执行了寻机决战的方针。楚国大将子常果真中计，他求功心切，违背与沈尹戌制定的攻守计划，擅自做主，未等沈尹戌在吴国军队后方形成包围，就渡过汉水追击吴国军队。伍子胥、孙武率军退至柏举地区，突然停止后退，以逸待劳，在楚国军队毫无察觉之时先发制人，痛击楚国军队主力，最终吴国以少胜多，取得“柏举之战”的胜利。
迅速击其不意。《六韬》中讲：“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意思是，致胜的关键在于，提前掌握敌方发动进攻的时机，迅速利用有利形势发动猛烈进攻，攻击敌人不曾预料的薄弱环节，才能够取胜。
关于吴国如何攻入楚中腹地，其实，孙武有多种选择。南阳盆地更适合吴国大军展开进攻，但是孙武却选择出击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道，大出楚国君臣的意料，占得了先机，为进行后续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正因为这三关易守难攻，楚国军队疏于对其的守卫。吴国军队很快就突破了这三关，快速南下，收获了奇袭应有的效果。孙武指挥军队快速插入楚国腹地，让楚国上上下下慌乱不堪，这也就给吴国军队创造了与楚国军队直接决战的机会。此举也成为“审时度势、临机应变、忽而来往”的最好佐证。
因势临机决断。孙武根据形势变化，为避免腹背受敌，改变原定在江汉腹地与楚军决战的计划，及时、准确作出应变，将楚国军队调动到有利于吴国军队的地势进行决战，可谓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步。《六韬》中的《军势》记载：“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兵法强调“因敌之动”，更要求“倏而往，忽而来”，看上去应是“其状不定见也”，其核心是，牢牢把握住主动权，千方百计地使己方不为敌方所牵制。
往来行动贵一。《六韬》中的《兵道》讲：“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用兵原则最重要的是“一”。这里所谓的“一”，就是指挥上要专一，兵力方面要集中，行动中要统一，这样才能实现整体的独往独来，机动而又灵活，进一步保证己方不受敌方牵制。在此战中，楚国大将子常没有按照既定计划行事，被吴国军队故意撤退展示出的“小利”牵着鼻子走，这其中也受其他因素影响，但最主要的是楚国军队各个层级都没有严格遵循“凡兵之道，莫过乎一”的原则，他们各自为战，导致楚国整体作战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