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如何进行后勤保障

董少东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在边境地区共储备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干菜920吨，这些物资的储备，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志愿军进入朝鲜、战争完全展开之后，后勤还是极大地拖了志愿军的后腿。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补给方式主要是“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形象说法是“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出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沿用就地筹粮、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志愿军的物资补给依赖国内供应，运输线漫长，补给任务繁重。尤其是敌人依仗海空军优势，把破坏志愿军后方供应作为战略方针，上千架飞机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实行“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下炸坑”的立体封锁。

    战争初期，志愿军用于运输物资的400辆汽车，在战争开始仅仅三天后，就损失了一半。因为后勤跟不上而造成前线部队断粮饿饭的情况经常出现。第一次战役过程中，第42军曾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主管后勤工作，压力巨大，心急如焚。他回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为此数次大发雷霆。压力更大的是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抗美援朝战争前期，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都是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

    客观困难，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战场上美军飞机疯狂轰炸、补给线遭破坏损失严重；部队连续运动作战，无暇做饭；生火做饭的火光和炊烟容易暴露目标，招致敌机轰炸。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饼干就是非常适合的战地口粮。东北军区后勤部曾尝试大力组织饼干生产供应。但饼干的成本高，生产相对复杂，而且饼干的体积大，不便携带，难以满足部队的需要。

    除了饼干，还有什么成本低廉、易于生产、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吗？还真就被李聚奎想到了。李聚奎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苦思冥想志愿军给养供应问题之时，他忽然想到了十几年前自己在行军途中曾经吃到过的炒面。炒面和点水就能吃，便于携带，易于保存，而且加工简单。

    李聚奎首先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分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粮食经炒熟、磨碎后，再加入0.5%的食盐，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颇受指战员的欢迎。炒面，由此登上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舞台。

家家户户忙炒面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意见，从1950年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为此，东北人民政府专门下发文件，把制作炒面的任务向党、政、军、民各阶层层层分配，下达各单位每天制作炒面的数量。

    在第二次战役过程中，中共东北局又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参加的人员包括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的名称定为“炒面煮肉会议”，会议部署了在一个月之内制作650万公斤炒面和52万公斤熟肉的任务。

    即便这样，如果让前线的每一名志愿军战士都吃上炒面，所需要的炒面数量是惊人的——即使按照每人每月规定数量的三分之一供应，这个数字也已经达到741万公斤。由于需求量巨大，而且要短时间内准备好，东北军区后勤部就是全力以赴也赶不及。东北人民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但最多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因此存在很大的缺口。

    周恩来总理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布置任务，发动群众炒面。11月17日晚，政务院给各地下达炒面任务，要求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仅仅三天后，政务院下达的命令又翻了一番，决定增加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布置各地任务也按比例加倍。

    于是，在1950年冬天的瑞雪中，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炒面，甚至街头巷尾都支起了炒面的大锅，昼夜不息。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国内仅用20多天时间，第一批2000吨炒面就送到了志愿军战士的手中。据统计，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占前运粮食总数的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

后勤司令部

    虽然志愿军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志愿军的装束，有一个沿用了几十年的我军传统——斜挎着的干粮袋。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个干粮袋一直是战士们的“标配”。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更显得至关重要，志愿军必须靠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一条干粮袋通常能装五到七天的干粮，由于志愿军补给条件差，战士们所需的给养、弹药，主要靠自身携带，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然后攻势必然停止，所以被美军叫作“礼拜攻势”。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洪学智回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到了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德怀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1951年4月下旬，洪学智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彼时，正值第五次战役鏖战之中。洪学智此行，也是受彭德怀委托，向中央要人——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后勤、运输保障队伍，同时建议成立后勤司令部，统一指挥志愿军后勤保障。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当即全部应承下来，马上着手分派落实。等洪学智返回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开会研究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时，彭德怀又发火了——后勤司令没人干。

    志愿军三个副司令，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各有分工，洪学智本就分管后勤，由他兼任后勤司令顺理成章，可是洪学智本人却固执拒绝，原因无他：“前一段时间我就没管好。”几番推辞下来，彭德怀恼了，拍了桌子。

    眼看实在推辞不掉了，洪学智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不过，他还跟彭德怀“讨价还价”：“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彭德怀笑了，满口答应。

    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后，志愿军给养物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将过去的跟进式保障方式和开设供应站的供应方法，转变为实行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另一方面，将建设前后相通的兵站运输线，转变为建设既前后相通又左右衔接的兵站运输网，使各种分散的保障力量凝聚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保障整体。

    而美军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的破坏没有一刻停止过，特别是第四次、第五次战役期间，敌人也看清了志愿军的后勤软肋，美军飞机增加到了2000架以上，发动了目标直指志愿军后勤的“绞杀战”，对后勤运输线的攻击愈发疯狂。

    美军将北纬38度至39度的区域列为主要的阻滞区域。阻滞区上的每一座桥梁、每一辆通过的火车、卡车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平均不到2米就有一枚炸弹爆炸。

    在美军的阻滞区内，他们掌握着制空权。志愿军一方面加强地面防空力量，一方面发动了效率极高的“修桥补路”基建工作。

    从后勤司令部成立到停战的两年时间里，志愿军的铁道兵仅修理炸坏的铁路就多达666公里、1700多处次，修桥多达120公里、2200座次。把这些桥连起来，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汽车兵的队伍也迅速壮大，由最初的500辆，发展到后来的17个汽车团，3700余辆卡车。

    在后勤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队密切协同共同努力，22万后勤战线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建立起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志愿军的后勤保障由开始时的很不得力到比较得力，再过渡到保障有力。

    1951年11月以后，志愿军的粮食基本上做到了按标准供应，而且生粮增多，熟粮亦由炒面改为压缩饼干。到1952年，给养物资供应全面好转，不仅粮食、副食能按标准供应，而且还有一定节余建立储备，志愿军将士吃饱穿暖已无问题…（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