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军如何进行后勤保障

  • 董少东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在作战双方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相去悬殊情况下进行的战争。同美军的各种罐头、方便食品甚至咖啡、口香糖相比,作为志愿军最主要口粮的炒面,几乎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食品,“一把炒面一把雪”,是抗美援朝战争之艰苦最真实又最凝练的写照……

    来自老红军的“食谱”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在边境地区共储备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干菜920吨,这些物资的储备,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志愿军进入朝鲜、战争完全展开之后,后勤还是极大地拖了志愿军的后腿。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补给方式主要是“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形象说法是“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出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沿用就地筹粮、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志愿军的物资补给依赖国内供应,运输线漫长,补给任务繁重。尤其是敌人依仗海空军优势,把破坏志愿军后方供应作为战略方针,上千架飞机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实行“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下炸坑”的立体封锁。
        战争初期,志愿军用于运输物资的400辆汽车,在战争开始仅仅三天后,就损失了一半。因为后勤跟不上而造成前线部队断粮饿饭的情况经常出现。第一次战役过程中,第42军曾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主管后勤工作,压力巨大,心急如焚。他回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为此数次大发雷霆。压力更大的是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抗美援朝战争前期,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都是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
        客观困难,总结起来有这样几条:战场上美军飞机疯狂轰炸、补给线遭破坏损失严重;部队连续运动作战,无暇做饭;生火做饭的火光和炊烟容易暴露目标,招致敌机轰炸。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饼干就是非常适合的战地口粮。东北军区后勤部曾尝试大力组织饼干生产供应。但饼干的成本高,生产相对复杂,而且饼干的体积大,不便携带,难以满足部队的需要。
        除了饼干,还有什么成本低廉、易于生产、便于携带的方便食品吗?还真就被李聚奎想到了。李聚奎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苦思冥想志愿军给养供应问题之时,他忽然想到了十几年前自己在行军途中曾经吃到过的炒面。炒面和点水就能吃,便于携带,易于保存,而且加工简单。
        李聚奎首先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分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粮食经炒熟、磨碎后,再加入0.5%的食盐,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颇受指战员的欢迎。炒面,由此登上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舞台。
    家家户户忙炒面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意见,从1950年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为此,东北人民政府专门下发文件,把制作炒面的任务向党、政、军、民各阶层层层分配,下达各单位每天制作炒面的数量。
        在第二次战役过程中,中共东北局又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参加的人员包括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的名称定为“炒面煮肉会议”,会议部署了在一个月之内制作650万公斤炒面和52万公斤熟肉的任务。
        即便这样,如果让前线的每一名志愿军战士都吃上炒面,所需要的炒面数量是惊人的——即使按照每人每月规定数量的三分之一供应,这个数字也已经达到741万公斤。由于需求量巨大,而且要短时间内准备好,东北军区后勤部就是全力以赴也赶不及。东北人民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但最多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因此存在很大的缺口。
        周恩来总理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布置任务,发动群众炒面。11月17日晚,政务院给各地下达炒面任务,要求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仅仅三天后,政务院下达的命令又翻了一番,决定增加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布置各地任务也按比例加倍。
        于是,在1950年冬天的瑞雪中,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炒面,甚至街头巷尾都支起了炒面的大锅,昼夜不息。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国内仅用20多天时间,第一批2000吨炒面就送到了志愿军战士的手中。据统计,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占前运粮食总数的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
    后勤司令部

        虽然志愿军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志愿军的装束,有一个沿用了几十年的我军传统——斜挎着的干粮袋。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个干粮袋一直是战士们的“标配”。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更显得至关重要,志愿军必须靠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一条干粮袋通常能装五到七天的干粮,由于志愿军补给条件差,战士们所需的给养、弹药,主要靠自身携带,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然后攻势必然停止,所以被美军叫作“礼拜攻势”。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洪学智回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到了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德怀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1951年4月下旬,洪学智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彼时,正值第五次战役鏖战之中。洪学智此行,也是受彭德怀委托,向中央要人——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后勤、运输保障队伍,同时建议成立后勤司令部,统一指挥志愿军后勤保障。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当即全部应承下来,马上着手分派落实。等洪学智返回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开会研究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时,彭德怀又发火了——后勤司令没人干。
        志愿军三个副司令,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各有分工,洪学智本就分管后勤,由他兼任后勤司令顺理成章,可是洪学智本人却固执拒绝,原因无他:“前一段时间我就没管好。”几番推辞下来,彭德怀恼了,拍了桌子。
        眼看实在推辞不掉了,洪学智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不过,他还跟彭德怀“讨价还价”:“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彭德怀笑了,满口答应。

    粉碎“绞杀战”

        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后,志愿军给养物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将过去的跟进式保障方式和开设供应站的供应方法,转变为实行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另一方面,将建设前后相通的兵站运输线,转变为建设既前后相通又左右衔接的兵站运输网,使各种分散的保障力量凝聚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保障整体。
        而美军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的破坏没有一刻停止过,特别是第四次、第五次战役期间,敌人也看清了志愿军的后勤软肋,美军飞机增加到了2000架以上,发动了目标直指志愿军后勤的“绞杀战”,对后勤运输线的攻击愈发疯狂。
        美军将北纬38度至39度的区域列为主要的阻滞区域。阻滞区上的每一座桥梁、每一辆通过的火车、卡车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平均不到2米就有一枚炸弹爆炸。
        在美军的阻滞区内,他们掌握着制空权。志愿军一方面加强地面防空力量,一方面发动了效率极高的“修桥补路”基建工作。
        从后勤司令部成立到停战的两年时间里,志愿军的铁道兵仅修理炸坏的铁路就多达666公里、1700多处次,修桥多达120公里、2200座次。把这些桥连起来,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汽车兵的队伍也迅速壮大,由最初的500辆,发展到后来的17个汽车团,3700余辆卡车。
        在后勤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队密切协同共同努力,22万后勤战线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建立起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志愿军的后勤保障由开始时的很不得力到比较得力,再过渡到保障有力。
        1951年11月以后,志愿军的粮食基本上做到了按标准供应,而且生粮增多,熟粮亦由炒面改为压缩饼干。到1952年,给养物资供应全面好转,不仅粮食、副食能按标准供应,而且还有一定节余建立储备,志愿军将士吃饱穿暖已无问题…(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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