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不断，印度农民到底要什么

文朱

    自11月26日起，印度农民不顾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出台的三个有关农业改革的法案——《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基本商品（修正）法案》。按照印度主管“三农”问题的部长托马尔所说：“这些法案是历史性的，会给农民的生活带来改变，农民将能够在全国任何地方自由交易他们的农产品。”但农民要求政府撤销上述法案，继续保持现行保障性的“最低支持价格”制度。数以万计的农民向首都新德里进发，他们在进入城区的主干道搭建抗议营地，封锁高速公路。这期间印度警方与抗议者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与水炮。

    类似的农民抗议近些年在印度经常发生，只是规模时大时小，诉求各种各样。

    2017年8月，印度50万农民进入经济中心孟买举行抗议示威。当时的背景是，除表达对失业率攀升、农业收入减少的不满外，农民还要求保障他们在政府机构就业和大学就学的分配名额。2018年3月，印度农民再次进入孟买示威游行。3万多名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高举着红旗，提出的诉求包括豁免贷款、提高农产品价格等。2018年11月，数万农民又到新德里国会大楼前示威，抗议莫迪政府推行的低粮价、限出口等农业政策。印媒报道称，相关政策造成农民经营成本飙升、粮价走低，直接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除了农民常态化的示威游行，印度农业还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农民自杀人数增多和“洋葱危机”不断。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有10281个农民自杀，而1995年至2014年，有近30万印度农民自杀。洋葱是印度人日常离不开的食材，每次洋葱价格上涨都会引起印度民众的强烈不满。

    印度拥有世界1/10的可耕地，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在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2%。但选举政治和工业化进程让印度农民日益陷入整体危机的境况。眼下的印度农民示威也引起欧美政要和媒体的关注，并对印度政府回应抗议的方式表示“担忧”。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萎缩本已让莫迪政府头痛，持续近20天的农民示威怒火进一步加剧印度执政者的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相关报道称，印度农民对新农业法案表示抗议，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法案摧毁了自己的生计。有来自北方邦的农民表示：“如果我们失去‘最低支持价格’、没有了这层保护，公司就可以很容易买断我们的农产品，这会让我们的处境更难。”在新德里抗议的农民拉克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大鱼吃小鱼’，大商业集团将吃掉印度农民。”

    据印度“火线”网报道，近几天不断有卡车向抗议者运送大米、面粉、蔬菜、白糖、茶叶等食物，最近一次甚至送来近十吨重的杏仁。旁遮普邦农民帕尔·辛格说：“这些食物不光来自印度，有的还来自英国和加拿大。我们不缺食物，我们的食物足够维持几个月。”据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农民抗议活动还得到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印度裔锡克教群体的支持，他们在聚居区和印度使领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总部设在美国的“锡克教正义组织”甚至威胁称，为支持农民，他们将“关闭”印度的一些领事馆。

“强势政府”能做多少让步

    印度学者亚达夫将近代以来的印度农民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农民起义和抗议示威。第二阶段的农民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体是土改后获得少量土地或因土改而改善境况的富裕农民，他们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工业经济中面临被边缘化，主要诉求是农产品价格和农民工薪酬，是无地农民与大地主压迫间的斗争。第三阶段的农民运动主体是经济改革以来的农民激进主义者。现阶段，印度农业发展面临困境，农民贫困化，农业经济和生态危机正在变成农民生存危机，农民自杀和“洋葱危机”引发的抗议等都是相应的体现。

    据印度媒体报道，拥有近200个农民组织的“全印度农民协调委员会”近年来多次发起农民抗议活动。在印度，还有多个邦的民众为配合农民抗议活动举行罢工。印度《论坛报》还评论说，第三阶段农民运动正在消除地主、农民、无地农民等之间原有的界限，农村的贫困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发动反抗和示威。传统上，印度贱民阶层是农民工的主要群体之一，但主流农民并不把他们纳入农业活动，不被视为农民。但现在这一趋势在改变，农民运动更愿意让贱民和农村妇女参与其中。

    此外，印度城乡二元鸿沟不断拉大让农民重新思考：是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忽视和生态危机让农民整体陷入生存危机？或许这是印度所有农民组织第一次在一个共同议题上达成一致：向政府要求公平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和免除农民债务。新农民运动要求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给予补偿，实际支付的农产品价格与政府公布的价格相同，同时要求摆脱私人放债人的债务陷阱。

    事实上，印度中央政府每年向农村投入不可谓不多。2006—2007财年至2011—2012财年期间，印度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服务和农村发展占比从13.4%提高到18.5%，但农村脱贫效果不佳，历届政府在“三农”问题上鲜有进展，政党在选举时更多的是喊口号。2014年为了大选，莫迪的印度人民党承诺对“农业增长、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给予最高优先”，并提出具体数字，要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盈利能力，确保至少超过生产成本50%的利润。莫迪选举期间还有很多承诺，如：上台后要在农产品收购“最低支持价格”上增加50%；增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为60岁以上小农、边缘农和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和更多农业保险；改革农业生产市场委员会，在国家和邦设立“土地使用局”、种子实验室等。然而，莫迪上台后，这些举措大部分没有实行，有的政策和立法用新名字替代旧政策和法律，佃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妇女等继续被排除在农业信贷、粮食收购价格支持体系、农作物保险和各种补贴之外。联邦政府比以前更加严格控制对粮食收购支持价格的补贴。2015年2月，联邦政府在回复印度农民协会申请农产品收购“最低支持价格”增加50%时表示，“这可能会违背市场（规律）。”

    面对各界批评以及印度人民党在2018年12月拉贾斯坦等5个邦的选举中全部败选后，莫迪政府又开始紧急补救——2019/20年度财政预算中大幅向农村、农民倾斜。

    2019年大选前，记者到邻近印度首都的哈里亚纳邦农村采访，对印度农村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在名为约特村的村庄，负责村公共福利与农村发展的马斯特·辛格抱怨说：“8年前政府在农民购买种子和化肥时，会给很大折扣，但现在政府将折扣取消了。现在政府要的农用电费更高了。”辛格当时还说：“现在的政府不支持农民。原来的政府会给农民各种保险，包括水灾和天灾等，但现在又取消了这些保险。”不过，记者也看到一些印度媒体分析说，“农业补贴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压缩了农业投资空间。”（据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