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文化教员：带着粉笔书本上战场

    孙群英1928年出生在河南，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后来上的新式学堂。“我的太爷爷、外祖父都是进士，我妈妈也读过书，她主张我从小就要读书。她读小学、初中的时间，正赶上八年全面抗战。上初三那一年，日本投降。高中三年，又赶上解放战争。高中毕业时，解放军进中原，她毫不犹豫地参了军。在部队里，她是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

    一直以来，见到孙群英的人第一句话都会问：您上朝鲜打过仗吗?孙群英总是笑笑，“没发我枪，我一仗没打过。”对方更加好奇，“那发什么了呀?” “发我一盒粉笔、几本书，让我去教战士学文化。”在孙群英记忆里，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的分别是38军、39军、40军、41军。

    孙群英回忆当年的经历，如数家珍。刚开仗时，美国“联军”司令麦克阿瑟曾经骄蛮地宣称圣诞节“要饮马鸭绿江”，意思是要打过中朝边界打到中国来。

    “志愿军一出国作战，美军不仅节节败退，还三易主帅。我们中国军队就是一个彭德怀元帅，那时采用诱敌深人，打夜战，打阵地战。”“当时美军在前线经常投放传单，可是好多战士文化水平特别低，不认识字就把传单给捡回来。那时就提出要‘国防现代化，战士们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基于此，1951年7月，部队再次兵赴朝鲜，22岁的孙群英被挑中，跟随40军119师从丹东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志愿军文化教员。

    孙群英记得特别清楚，去朝鲜都是夜里走。那时美国飞机白天、夜里不断来轰炸，目的是封锁我方的运输线。“美军还放话说‘战场上我打不死你我饿死你’。我们坐着大卡车开上桥，大卡车开的时候有响声，司机听不到飞机的声音，而且夜里行车要开车灯，飞机来炸怎么办?志愿军就在山上设置岗哨，听见飞机要来了，放一枪，表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快把车灯关了，熄了火停在原地。等听到岗哨放两枪，表示飞机走了，再接着往前开。”

    一路都有岗哨，沿途还有兵站，她记得到朝鲜“起码要走两个晚上，夜里走，白天不走，中间在兵站待一天”。

过去只会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孙群英在朝鲜时教的学员主要是连排干部，他们总共十个文化教员，其中三个是女同志。战士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只能一个人一个人问一遍：“你认识字吗?”“认识几个字啊?”

    她记得当时好不容易听到一个人说“我认识13个字”，特别高兴，赶紧问“认识哪13个字啊?”对方回答：“l，2，3，4，5，6，7，8，9，10，加上我的名字，一共13个字。”

    “有的不识字，有的认识几个字，有的还能看报能念一篇文章。”文化教员就根据摸底情况给他们分班：“一个字不认识的分到初级班，能看报纸的分到高一点的班”。

    为保证打仗、学习两不误，志愿军们以轮训队的方式进行学习，“留一个抽一个，这次排长来下次副排长来，这次连长来下次副连长来，一次抽100多人上课。”当时没有教室，都是在防空洞里上课。防空洞挖得很深，上面搭的枯枝树叶作为掩护。隆隆的炮声是常有的，上课时还要警惕敌人的袭击。

    战士们管上课叫“集团出队”，每个班选出分队长值日，一值值一个礼拜。教员进去刚走上讲台，他就喊“起立”，接着喊“出队，应到多少人，实到多少人，报告完毕”。然后教员还礼说“坐下”，开始上课。

    为了让志愿军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汉字，文化教员还带去了单独为志愿军编写的教材。孙群英记得很清楚，“一个叫祁建华的人编写的《速成识字法》，把一到六年级的几百个生字集合，连排干部在三个月内读完，就达成高小毕业的水平。”

    讲课时，孙群英先把书里的生字针对不同人的程度挑出来，分别让他们认，“今天张三、李四要认什么字，就发什么字，每人一天都要认几十个字。”直到他们把所有的生字认完，再把书发给他们，让他们念课文。认了一些字以后，她还会加入一些造句、背成语的文字训练。

    有一次，孙群英跟战士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忽然想起他们对“何必”、“何况”两个词总是分不清，赶紧又给他们讲了讲这两个词各自是什么意思；然后让他们像在课堂上一样口头造句。有个战士站起来就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很苦，一天三顿高粱米，连馒头都吃不上，何况饺子。”另一个接着说：“抗美援朝是打仗，何必讲究生活?”看到战士们领会了词意，孙群英发自内心地高兴。

    当时一个班有三个教员，一个主讲，两个辅导。到了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当时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一个班只发一根蜡烛。“一根蜡烛要用两个晚上，得节省着用，一晚上只用半根。”志愿军战士学习非常刻苦，后来连蜡烛都没得用了，“战士们就点上一个带油性的松树枝，一手拿着松树枝，一手拿着书念，每个人一天要点十个松树枝，才能度过晚上的学习时间。”

    孙群英印象深刻，119师有一个叫杨树华的副排长是神枪手，他曾经创下“一枪打死两个敌人，两枪打死四个敌人”的纪录，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可是他不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钢笔都不会拿。“连里奖励他一支钢笔，他用大把攥的方法拿笔，我们个别辅导了他好长时间，才学会写自己繁体字的名字。”让孙群英格外自豪的是，“他后来三个月认识了几十个字，过去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亲眼看见一架美国飞机被高射炮打下来

    文化教员们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最险的一次，在离孙群英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炸了，土砾溅覆了她一身。后来，志愿军有了苏联支援的高射炮以及自己的高射炮，战斗力大增。

    孙群英亲眼看见一架美国飞机被高射炮给打下来，“打下来以后，那个飞行员跳伞了，战士们扛着枪冲过去把他抓住了”。没想到一会儿俘虏被带了过来，战士们想让文化教员帮着审问，“可是我们几个没有人会说英语，我只记得几个简单的单词，也没办法跟他对话”。

    她印象很深，那个美国飞行员坐那儿也不当回事儿，还拿出口香糖来吃，后来只好把他送到俘虏营。负责管俘虏的都是清华大学一些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她听人说起过，“美国军队规定，没子弹了、和上级失去联系、没有食物了，以上三种情况遇到任何一种，都可以交枪”。而且美国俘虏“老问什么时候吃肉，一听说吃肉就特别高兴”。

    朝鲜战场给孙群英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还让她收获了爱情。1953年9月，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时，上面要派顾问团去支援越南，这次抽中了孙群英的爱人毕庶模(当时在炮团里当政委）。“他就跟领导提出来，上越南去能不能结了婚再去，带着家属去。”师里同意了，孙群英被调到机关里，不久后两人申请结婚。结婚后，两人又接到通知说不派顾问团了，就这样，毕庶模分到总政组织部，孙群英分到总政宣传部。

    1954年孙群英面临转业，她原本有机会去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想到自己没学过机械，就不想去，于是提出来想当教员。她去找领导，领导一听挺奇怪，还劝她，“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别人都不愿当老师，怎么你就想去当老师?”

    1955年5月，她如愿分到北京女四中（现在的陈经纶中学）教书。55岁她该退休时正赶上学校分不来老师，孙群英又“超期服役”了8年；直到63岁才离开讲台。很多学生都知道孙群英老师抗美援朝时上过朝鲜，大家都有个同样的感受，“孙老师性格开朗，她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