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防御，轻扩张：中国防务传统形成之谜

    人类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度和地区的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哺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也形成了有很大差异的军事思想。

    “中国”一词出现，以及目前中华大地上统一国家的形成，应追溯到公元前221年建都咸阳（今西安）的秦国完成了国家统一。百年后汉代官方史书对此称：“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这说明白秦汉起，生活在如今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已经确认自己是以“中国”为称号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国民，这一观念延续至今。

    古代中国与世界上任何文明古国一样，都是由原始部落和小邦不断联合、融合和发展，最终成为统一的国家。如今的人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从黄河流域主要统治者黄帝倡导农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记载开始。不过，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华大地尚处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被称为华夏民族始祖代表的黄帝、炎帝还只是部落集团的首领。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夏朝建立，标志着在部落联盟和王权扩张基础上已建立起奴隶制王国。不过，夏王朝国家机器很不完善，还没有常备军，至今也未发现当时记录其统治的文字。

    公元前1600年建立的商朝，已属典型的奴隶制国家，有规模可观的政权机构和军队。据对位于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实，这个商朝最后的首都面积已达24平方公里，有庞大的宫殿群。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合各部落的联军攻灭商朝，随后建立的周朝被各小国推崇为名义上的“共主”。黄河至长江流域仍是诸侯国林立，公元前770年以后还进入了长达500多年相互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境内才实行了语言、文字、货币统一，据估算当时人口达2000万。这个短命的王朝仅15年就被推翻，随后建立的汉朝却“承秦制”，国内以华夏民族为主并融合多民族形成的民族体，称为汉人，就此形成了汉族。

    汉王朝辖区生活的除汉族外，还有其他民族，如生活在西域（今新疆）、漠北（如今的蒙古草原）和西南夷（云南、四川一带）的许多少数民族也接受汉朝统治，也成为中国人。从历史传统看，中国从形成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过汉族一直占人口的主要成分。中国最早的户口统计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其辖区内6000多万人口中汉族约占九成以上，这一比例延续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

    在统一的中国政权形成后2000多年间，由于占人口主体的汉族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本生产方式，农耕文明的特点充分显现于历朝的防务思想中。

    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和元、清时期，原来在北方过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也曾入主中原，不过，在他们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后也不可避免地被较先进的文明同化，其防务思想也转变为具备农耕社会的特点。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内从未因外族征服和战乱而中断，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的防务思想也被历朝始终如一地承袭下来。

农耕文明滋生出重防御的内向型军事思想

    自秦汉以后，汉族居住区基本定位于北起长城、南至如今的两广、西至青藏高原边缘这一片区域内，2000多年来基本不再向外扩展。北部和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则主要从事畜牧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以交换产品来实现互补。一个民族居住区处于如此长时间固定的状态，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

    汉民族具有的农耕民族重土难迁的特点，有着地理条件的限定。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西部的沙漠和青藏高原均不适于大面积的农田耕种，南部的热带雨林气候又为汉族所不适应，东部的大海为古人难以漂渡，因而，汉族一直是以长城以南基本固定的土地作为自己的生息地。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区域，中国最早的国家夏、商、周都发祥于此地，后来的秦、汉、晋、隋、唐、宋等王朝又在这一区域定都，黄河流域的生产方式在汉晋以后又推广到长江流域。

    汉民族在这两大河流区域的农业生产及粮税收入，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从唐代至明朝前期，中国在航海技术上曾居于世界前列，各王朝却始终重视陆地而轻视海洋。在陆地农耕文明土壤上滋生的以儒家文化和防御型的国家防卫政策，恰恰也体现了热爱和平崇尚礼义和不思扩张的传统。

    纵观中国古代同周边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一直是力求和睦交往。中国历史上虽内战频繁，起兵造反者和各个割据势力的战争目标大都为谋求统一，全面控制国内粮税区的目标一旦达到，便不再有向海外或游牧区扩张的欲望。

    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虽振骑兵几度出击北方游牧区的匈奴，只不过是对游牧民族掠夺内地的一种反击。当匈奴停止南下劫掠并大部归附后，汉朝政权便不再对北用兵，其军事防线也基本设定在与年降水量350毫米线（即农业区与牧业区的分界线）相吻合的长城一线。中国封建史上辉煌的唐代，对北方游牧区的用兵方略也基本同汉朝一致。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入主中原后，成吉思汗的孙辈忽必烈短期内还有一些对外攻击，仅经过一代人就彻底停止了对外征服，主要依赖已占农耕土地作为基本收入来源。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除了在西部恢复了汉、唐两朝的旧疆域外，军事政策很快也以内防为主，对周围弱小邻国并未发动征服战争。

    反映中国古代传统防御思维的重要标志物，便是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汉民族为抵御游牧民族袭扰，从战国至明朝的近2000年间，不断修筑连绵万里的长城作为防御工事。

    1644年明王朝灭亡，继之而起的清朝将疆域扩展到漠北，汉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就此停止，长城从此也失去防御作用。

传统防务思想留下的遗产

    1997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过：“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这一总结，正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高度浓缩性概括。回顾中华古代传统的防务思想，的确存在着封闭内向等消极因素，却也有着反对以武力向外扩张征服，主张以仁义服人的积极方面。这些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既要求以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方式进行治理，同时也为割据势力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从而成为内乱的祸根。

    中国历史上的内战和民族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为世界古代史上所罕见。通过总结丰富的战争实践，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兵书典籍，诸如《孙子兵法》等一系列军事艺术的瑰宝。

    可是，长期停滞的农耕生产方式使中国古代军事斗争手段改进缓慢，重农轻商的社会思潮又制约了工商业发展，这些历史局限不仅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科学的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也给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通过东西文化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军事学重道而轻器，西方军事著作却相对重视军事器械的发展。中华古代兵书注重谋略，力争“智胜”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也体现了古人注重以道义服人而不崇尚暴力征服的精神。

    中国传统防务思想中体现的防御、内向的特点，在古代社会保障了诸多灿烂文明成果的出现，其封闭保守的消极因素，酿成了社会发展在千年间陷入停滞。自8世纪唐朝出现内乱后，中国封建社会即走向衰落，从15世纪末即明朝中期起，中国在包括火器制造等科技领域便开始落后于西方，又因闭关锁国而不自知。

    从1840年开始，西方近代殖民主义持续入侵中国，日本也步其后尘，古老的中华就此落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沦入了百年半殖民地深渊。在1937年至1945年中国进行全面抗日战争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防守型战略的消极面引以为戒的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防务思想方面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热爱和平的传统，一向反对扩张称霸。同时，新中国的国防指导思想又一改近代被动挨打的消极态度，坚持积极防御，对危害自身领土和权益的侵略者绝不肯消极挨打，而是在后发制人的原则下敢于积极反击。尤其是抗美援朝一仗的胜利，树立起中国的军事强国地位。（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