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情报网“收网”记

    华东，既有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还有经济要地上海和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溪口。情报工作之重要，仅此可见一斑。当时，以吴克坚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一共建了9部秘密电台，其中6部在上海。

    1949年就是在激烈的情报斗争中开始的。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吴克坚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沈安娜记录下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常会的详细情况——下午2时会议开始，蒋介石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C.C.系(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中统特务系统)少壮派分子谷正纲忽然起立，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引退，应继续领导，和共党作战到底!”……

    1月26日，李宗仁派自己的高参刘仲华和立法院立法委员黄启汉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让李宗仁想不到的是，刘仲华竟是周恩来、李克农安插在他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叶剑英在北平西郊会见了刘仲华、黄启汉，并将会谈结果上报中央。2月1日，周恩来起草复电，要刘仲华及早返回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中共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

    2月21日，吴克坚情报系统破获可靠情报并电报中央：“蒋计划以和平攻势赢得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便大量扩军，积极备战。”此情报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3月17日，吴克坚情报系统再发来一个重要情报，张治中秘密前往溪口见蒋介石。这条情报，在4月1日南京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派上了用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南京方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和谈期间，吴克坚情报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密报，为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牢牢掌握主导权提供了有力的信息。

    4月1日当天，吴克坚情报系统就直报中央：蒋介石阴谋划江而治，李宗仁则希望在谈判期间我军不要过江。10日，吴克坚情报系统再报中央：蒋在中常、中政会严格限制张治中和谈代表团职权，除划江而治一点外，其余一切条件必须得中常、中政会许可。14日，吴克坚情报系统又报中央：美国与溪口(蒋介石)是阻止李(宗仁)、白(崇禧)局部和平的两大压力，前者以利诱，后者以威胁。

    吴克坚情报系统还搜集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意见：“如国民党政府因坚持独立自由的和平而与中共破裂，则美仍以道义上的关系，继续支持国民党至最大限度；倘国民党因一时之利害而接受中共投降式的和平，则美国将停止对李宗仁的支持。”

    根据这些情报，4月15日，中央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国民党政府于20日前表态。果然，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开始。

西安情报处：在胡宗南眼皮底下架起秘密电台

    西北地区同样暗流涌动。1947年，长期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副处长李茂堂成为西北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先后建立起8部秘密电台。

    1945年11月，李茂堂秘密来到延安，李克农亲自安排他继续潜伏到胡宗南身边。有了李茂堂这个内线，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陕西的密电码和大量党、政、军、警、宪、特情报。

    但是，西情处的机关也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王超北一月之中搬迁数次，仍然处在危险中。无法可想时，李茂堂让王超北把西情处机关和电台搬进自己家中。这时，李茂堂已是胡宗南新设立的环境电话局局长，来往他家的各方头面人物较多，相对比较安全。

    王超北以李茂堂的兄长“李茂庸”之名，化装成富商模样住下；西情处的工作人员分别以李公馆的保镖、车夫、勤务身份住在后院。而他们的电台就架在后院的楼上，每天向中共中央发情报。从1948年3月到1949年4月，东柳巷1号提供了10多万字的会议记录、机密文件、电话录音、图表资料等，把“西北王”胡宗南的核心机密源源不断地报给党中央。

    1949年3月的一天深夜，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文带着警卫、司机突然造访李公馆。因为他们侦察到东柳巷一带有秘密电台在发报。赵龙文单刀直入地问道：“你这里怎么还架了电台?”

    李茂堂不慌不忙地大声说，勤务人员经常爱修理那台破收音机，弄得“刺刺啦啦”的。王超北等人在后院听到声音，立即藏好电台。赵龙文被搪塞过去，带人走了。赵龙文一走，李茂堂感到事态严重。与王超北商量后，决定停止发报，另想办法。经过考虑，他们把电台搬进了李茂堂管辖的环境电话局，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那一天。

    当解放军逼近西安时，胡宗南撤退。李茂堂为了配合解放军接收西安，向胡宗南建议，由他暂时留守西安，待各部完全撤出后，他即迅速赶到宝鸡与胡长官会合。胡宗南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拨给他8000元大洋作为经费。

    胡宗南在宝鸡左等右等也不见李茂堂到来，才明白自己又上了当，顿时哀叹身边已无可用之人，“就一个李茂堂看起来能干，谁知还是借下人家(指中共)的人”。

北平情报系统：策反傅作义

    北平情报系统在1949年的任务极为特殊。早在1947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具体指导下，北平成立了由3个报务员组成的秘密电台，建立了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几乎每天都向解放区发送如敌军调动、敌军军用列车去向等情报。

    但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驻守平津的傅作义。隐蔽战线代表人物罗青长之子罗援说：“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而其中的重要人物有两个：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1948年6月，李克农约见了负责与阎又文联系的王玉，指派他去北平，尽快摸清傅作义的底。接下来，阎又文几乎每天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叙述傅作义的思想动向与具体表现。傅想只身逃跑，又担心蒋介石不肯轻饶他；想放下武器投降，又顾及面子；想突围西进，但北平被围得水泄不通，已是死路一条；想继续抵抗，但怕最后自己粉身碎骨，古城严重毁坏，必遭国人唾骂，遗臭万年。特别是当傅作义听到中共发出声明，把他列为第四十三名战争罪犯时，更加紧张。

    阎又文趁热打铁，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告诉他：只要你放下武器，不仅不会受害，还可以立功受奖。傅作义的疑虑开始渐渐减轻。

    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也开始劝说父亲。在女儿和亲信的多方努力下，傅作义派了一个和平代表团到颐和园与解放军会谈，代表团成员中包括阎又文。接着，共产党也派代表团进北平谈判。团长为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新任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王玉也参加了谈判。最终，傅作义下定了和谈决心。

香港情报系统：“两航”起义震动全港

    1949年下半年，为了断绝国民党的空中军事运输，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策动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即“两航起义”。周恩来指示，组织香港与各地情报系统完成这项任务。李克农接受任务后，立即全力策动。

    早在1949年上半年，香港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潘汉年和张唯一，便派遣情报干部朱汉明打进了中航。接到任务后，朱汉明与中航内部的3名中共秘密党员组建起策动起义的工作小组，并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商谈了中航通航北平事宜。

    10月下旬，“两航”起义准备就绪，并成立了起义行动联合指挥部。吕明担任总指挥，利用香港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和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李克农接到电报后，随即报告周恩来，又通过电台向起义指挥部发出了指示。11月9日，10架中航飞机和2架央航飞机，载着100多名进步员工飞离香港，抵达北京、天津。

    “两航”起义成功，在香港的震动很大，引起连锁反应。国民党的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招商局、交通部港九储运处等驻港机构纷纷起义。（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