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毅
公元409年，东晋实际掌权者刘裕率大军北伐南燕。战争一开始，东晋军沿着淮河进军，后又改走陆路，迅速到达南燕边境。在当时，摆在东晋军面前的仅有三条道路可走：第一条道路可谓捷径，越过莒城直趋南燕腹地。但却要再次走水路，越过号称“齐南天险”的大岘山，此关口险隘，易守难攻。第二条道路是北上，再转而向西发起进攻。这条路相对较为曲折，耗时较长。第三条道路是依然向北，转而向东北直插南燕核心地带。但由此路而行，山路长所以不易行军。面对来势汹汹的东晋军，南燕大将公孙五楼向南燕皇帝慕容超进谏道：“此刻我们可采取的策略共有上、中、下三种。”“上策”是固守大岘山，派骑兵截断晋军粮道，同时派出精兵绕道合围，形成“腹背夹击”的合围之势。“中策”即沿途坚壁清野吗，派人毁掉庄稼，切断东晋军就地补给的途径，使其粮断，迫其退兵。“下策”才是诱敌深入，弃守大岘山，集结重兵，选择南燕境内适宜决战之地，与东晋军正面开战。
公孙五楼的计策点破了当时的局势重点，但南燕皇帝慕容超却固执地认为，北人善骑，南人善舟，较之东晋军，南燕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优势明显。于是，他决定弃守大岘山，集结兵力，企图发挥骑兵的优势，在平原地带与东晋军决战。与此同时，刘裕对局势的分析是：尽管存在着南燕军扼守大岘山和坚壁清野的可能，但从以往经验看来，南燕皇帝慕容超素来不善于深思熟虑，自恃骑兵攻击力强，不会甘于固守不出。而且南燕军习惯于掠夺，专于占取小利，将士大都不懂得“先舍后得”的道理，必会吝惜己方的粮食，不可能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于是，刘裕在所过之处沿途分兵留守，以防南燕军派骑兵袭击和切断后路。刘裕亲自率兵北越大岘山、直捣南燕腹地，一路上果然没有遇到南燕军的伏兵。东晋军顺利通过险隘后，刘裕认为，此时东晋军冒险成功孤军深入敌方腹地，全体将士都已意识到：逃无可逃，假如不拼死作战就没有获胜的希望。且此处遍地是成熟庄稼，将士们无粮草之忧，必定一战击溃敌方。决战中，刘裕加强了侧翼的防守，使慕容超所率南燕军骑兵的优势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南燕军又由于自身原因，丧失了“地利”，时间一久，渐渐抵抗不住东晋军的进攻。最后，东晋军凭借充足的粮草作为支撑，大破南燕军。南燕都城被攻破，慕容超在逃亡途中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对局势的分析准确到位，对“地利”的把控也收到了奇效。他抓住敌方的失误，大胆越过险隘，显示出超乎常人的魄力。慕容超却“不知远计，近利掠获”，抛弃公孙五楼“据险固守”和“坚壁清野”的正确建议，最终致使南燕灭亡。
《孙子兵法》中讲：“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敌我双方都可以通行的地域称为“通”。在“通”这种形地中，应率先抢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保持粮道的畅通，这样与敌交战时就会更有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这种可以前进，不易返回的地域称为“挂”；在“挂”这种地形中，敌方如果无防备，就要出其不意出击制胜；如果敌方早有防备，我出击不能取胜，就难以返回，易出现于我不利的局面。“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凡是我出击不利，敌出击也不利的地形，称为“支”；在“支”这种地形中，敌方虽然以利诱我，也不可贸然出击；可以率部佯作撤离，诱使敌方前出一半，再突然发起攻击，这样最为有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在“隘”这种地形中，假如我方先敌占据，就要用重兵堵塞隘口，等待敌人来袭；假如敌方已先我占据隘口，并以重兵据守，就不可以进攻，反过来看，若敌方并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我方必须迅速攻取隘口。“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在“险”这种地形中，假如我方先敌占领，必须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伏击敌人；如果敌人已先占领，那就应主动撤退，不要主动进攻。“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在“远”这种地形中，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不宜勉强求战，一旦强行出战，必会落于下风。以上对于“地利”的描述足够全面，从另一个维度描述出南燕灭亡的军事原因。
必须注意的是，《孙子兵法》强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地形地势是用兵的重要辅助条件，无论是先敌判断形势，迅速掌握主动权，还是观察地形的险峻，计算清楚攻击和撤退道路的远近，这些都是历代高明将领研战、谋战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