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作者罗瑞垚旅居印度，过去一年多里，她亲身经历了印度从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缓慢复苏。与此同时，她也见证了印度——一个人口众多又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中艰难取舍，如何在疫情暂缓时放松警惕，最终在遭遇第二波疫情冲击时措手不及。
首都新德里是印度疫情最严峻的城市之一，自4月19日晚开始全面封锁，目前仍未结束。因为签证原因，罗瑞垚“幸运”地赶在封城前夜离开了新德里，回到中国。她在隔离中写下此文，希望以亲身见闻为关注邻邦灾难的读者提供多一份参考。
■ 罗瑞垚
我是2021年4月15日的晚上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4月中旬起，新德里的新冠确诊病例增长曲线开始陡然上升，日新增病例超过了一万例，政府宣布从晚上10时开始实施宵禁。机场到酒店的路畅通无阻，几乎看不到车，只有警察在查验证件。
在酒店办理入住时，前台看到我的护照，要求我提供新冠检测证明。我跟他解释，我不是从中国来的，过去的一年都住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并提供了居住证明，他才作罢。根据当时新德里政府的要求，只有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等地的人需要携带核酸阴性证明，相对来说，当时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疫情较为稳定。
然而，当晚有几位新德里本地的居民办理入住，却无需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我问前台的工作人员，“你知道，现在新德里的新冠检测阳性率已经有20%了吧？”他停顿了一下回答，“我们只是遵循政府的规定。”
这只是印度疫情失守的一个小小缩影。
过去的一年多里，我经历了印度从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缓慢复苏，很多人才刚刚从停滞的生活和新冠的阴影中走出来，谁也没料到疫情会在此时反扑。4月18日，我离开了新德里，回到中国。从那天开始，新德里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的图片开始占据媒体头条，第二波疫情高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印度，比去年来得更为猛烈。
防疫的两难抉择
我在新德里时，医疗挤兑已经出现苗头。根据使馆的要求，我必须要在登机前做核酸和抗体检测，才能拿到绿码。4月16日那天，我试图联系医院和检测机构，打算咨询好再过去检测。意外的是，我打了七八个电话，几乎每一个都是忙线，要连续拨打十几次才能接通。
我怕检测延迟、赶不上申请绿码，决定直接打车去一个私立检测机构。一周之前，我打电话联系过，当时它的答复是，排队10～15分钟即可检测，结果在6～8小时内出。但我到了现场发现，前面排队的有50多号人，我等了两个半小时才做完检测，因为检测量飙升，结果也要10～12小时才能拿到。后来我看到新闻，新德里的检测机构已经爆满，两天左右才能出报告。
我离开的那个周末，新德里宣布实施严格的宵禁，后来又延长为两周的封城。但病例的增长仍在加速，目前仍未到达拐点，新德里也成了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新增病例已接近3万，活跃病例也接近10万。
这对任何一个印度城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根据疾病动态、经济和政策中心（CDDEP）2020年4月的估计，新德里的总病床数量不到4万，ICU病床不到2000张，呼吸机的数量不到1000个。虽然在去年的高峰期，政府建设了许多临时的新冠医院和隔离设施，但很多都在疫情放缓后停止使用了。
因为医疗设施的短缺，印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采取“万无一失”式的严格隔离，而是允许无症状和轻症的患者居家隔离和治疗。当然，这也和印度人的家庭观念有关系，生病时，他们更希望有家人在身边照顾，强行要把所有新冠病人隔离，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可能导致有些人为了躲避隔离而不去做检测。
因此，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时，虽然孟买等个别城市也出现了短期的医疗挤兑，但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仍然是可控的。但今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在变异病毒和大型集会的推动之下，印度的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病例的激增，甚至也波及了北部的一些农村地区。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疫情中出现了更多整个家庭一起被感染的案例，这样一来，单纯的封城对控制疫情蔓延的效果可能不像去年那样立竿见影，局面会更为复杂。
我的一个朋友家在卡纳塔克邦的一个海滨小镇，4月中旬，他全家都检测出阳性，但政府的基层医疗人员每天只负责上门“打卡”，确保每个人都在家，而不负责协助提供任何生活所需。被逼无奈，他还要隔几天就去市场采购一次。
对他和家人来说，新冠还不是最大的担忧，而是害怕被孤立的“病耻感”。在这波疫情高峰来临前，在很多印度的农村地区，得新冠仍然是一件新鲜事。在有些地方，公立医院也不会立马给你做检测，一般是开点药让你回去观察几天，还未好转的话再去做检测。
“我们第一次去医院时，他们甚至给了过期的药。”他很愤怒，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父母怕别人“像罪犯一样”对待自己。
然而，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忙着扑灭医疗资源短缺的火，还无暇顾及居家隔离的漏洞。
这种两难抉择也一直贯穿在印度的整个防疫过程中。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公共健康和个人生计，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又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只能在两端平衡取舍。这也导致政府在疫情缓解之后放松了警惕，单一地寄希望于疫苗，在第二波冲击到来时措手不及。
夹缝中的在印华人
这一波疫情高峰中，在印华人的处境也很受国内媒体的关注，毕竟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中印关系也出现了波折。
虽然我们和印度是邻居，但相对来说，两国民间的交往一直比较少。即使在最多的时候，在印华人的数量也只有几万人，还比不上有些欧美国家一个城市的华人。2015年开始，因为看好印度互联网腾飞的机会，很多国内的互联网巨头都开始在印度建立业务，也吸引了很多初创团队去印度创业。印度的旅游业也开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线，在2019年，一共有34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印度。
但这一切在去年疫情暴发后戛然而止。印度是最早与中国断航的国家之一，国内疫情暴发后，很多回国过春节的华人再也没能回到印度。但很快，新冠疫情也波及了印度，春节期间滞留在印度的短期出差、旅游的华人，有一半左右乘坐使馆包机回到了国内。到了6月，印度政府几乎一网打尽地封禁了所有中国公司的互联网业务，很多人也没有了再去印度的理由。
2020年10月，印度宣布对中国开放签证申请，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签证申请很严格，一般只有大公司或在印度的实体行业投资的人才能拿到，所以赴印的华人屈指可数，倒是陆续有人通过转机回到国内。
一般来说，大多数印度的华人群体和当地的交往并不深入，疫情之后，绝大多数华人更是慎之又慎，尽量不会出门与人接触。但即便如此，这波疫情中也有数位华人感染了新冠，在中资企业中，也出现了不少印度雇员不幸病逝的情况。
此外，疫情时代，印度民间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更让我担心的是，政府和媒体的误导会否在民众的心里种下无意识的种子。（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