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天安门”幕后：美国间谍案破获记

    李安东、山口隆一究竟是何许人也？

被国民党抓捕过的情报间谍
    1946年6月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驻北平情报员韩柏华报给上级一份侦查报告表，北平军事法庭接函后，决定收审李安东。稽查处于6月24日在北京贡院东街4号将李安东逮捕，送交军事法庭。李安东承认，曾向齐燮元、鹿钟麟、吴佩孚、曹锟等多人卖军火；在“七七事变”后，又曾接头向伪政府卖军火，但未卖成。
    李安东本是一名意大利空军军官，来中国后开始同中国军阀做军火生意，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普遍。中国军阀混战，各路军阀都在寻求自己的投资人和军火供应。李安东精通汉语，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于是，在意大利政府与中国军阀间穿针引线，大发其财。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李安东投资失败，于是在北平充当记者，又在中意文化协会编书，但这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势力已渗透华北，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变成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李安东凭借社交能力，与意大利使馆和日本情报机构都搭上了关系。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意大利战败投降后，李安东立即联系日本当局，接管在北平的意大利使馆，一度成为意大利在北平侨民的代表，与日本人交涉沟通各种事项。他与日本北平特务头子日高富明有着特殊的来往关系。
    1945年战争后期，北平、太原等地外侨被迁移到山东潍县的一个大教堂集中管理。美军在青岛登陆后，解救了潍县的外侨。这些侨民回到北平后，认为李安东是日本间谍，向美军举报其劣行。可以说，中统监视调查李安东，绝非偶然。
    此案最重要的证人——日本驻北平特务头子日高富明大佐，被上海军事法庭调去作证，直到1947年4月才回到北平战犯拘留所。1947年4月15日，北平军事法庭审讯了日高富明。日高富明声称在1944年11月认识李安东，但否认彼此间有情报往来。
    随后，北平军事法庭对李安东间谍案不再往下查了。原来，日高富明是国民党军统的留用人员，而且在配合国民党军方做情报工作。在1947年4月15日侦查讯问后，4月19日检察官就起草了对李安东不起诉的处分书，就此了结。1947年8月19日，李安东获假释。
“炮轰天安门”的惊天大案
    李安东逃过一劫。但他并未从此洗手不干，老实做人，而是又和美国情报机构搭上了关系。他自以为意大利人在中国属于中立者，国共双方都不会在意他。因此，当1949年北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西方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纷纷撤离，外国侨民也纷纷回国时，李安东却泰然自若，留在北京不走。
    1951年，李安东作为镇反重大涉外间谍案首犯，轰动一时。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全版，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死刑的新闻。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抓的一个大案。起诉书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合谋，妄图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我国国庆节大会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我参加国庆大典的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从侦查山口隆一开始的。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成。信件的投送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经秘密渠道证实，这里是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CIC)的所在。信件的内容是：“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这个草图引起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卫局的高度重视。山口隆一早就被公安局派人监控，他的行踪和信件都被我方掌握。他的职业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根本不是经营消防器材的商人，他画这个图的用意是什么？信中提到“10月1日发货”，正是新中国的国庆节。公安侦查员当然把这些联系起来了。
    山口要怎样在天安门搞破坏呢？于是，公安人员密切监视山口隆一来往的人员，这就牵出了李安东。
    李安东也曾在“中意协会”从事文化工作，也编过书，与法文图书馆来往是经常的事。他在1947年被捕的前科和间谍的罪名，更引起公安人员的警惕。截获山口的信件已经是9月18日，离国庆节很近。公安部长罗瑞卿请示周恩来总理，经过批准，于1950年9月26日逮捕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逮捕李安东后，对其甘雨胡同住宅进行搜查，结果令人震惊：他家中藏有迫击炮一门、手枪一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
“美国间谍”头子包瑞德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和侦查，接下来又逮捕了意大利人马迪懦和法国人魏智。魏智是1951年3月被捕的。他是北平法国图书馆经理，山口隆一的老板。马迪懦是罗马教廷派驻河北易县的主教，住在北京。他是1951年5月被捕，在他家中缴获了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一个主教藏这么多军火干什么？自然与李安东联系到了一起。至此，“美国间谍案”被破获。
    为什么叫“美国间谍案”？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系人——包瑞德上校。包瑞德曾与中共高层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抗战后期，美军为了协调国共双方的共同抗战，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组长由包瑞德上校担任。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包括供给美军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准许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内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
    包瑞德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1946年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进攻解放区，中共与美国关系敌对。包瑞德转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包瑞德依然留在北平，但是他的外交官身份不被中共承认。凡是和包瑞德有联系的人，都在被监控之中。
    当时，包瑞德活动的主要地点，包括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和位于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李安东、山口隆—都曾到过。这些非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就成了包瑞德情报网中的成员，所以，起诉书在这些人的罪行中都提到他们与包瑞德往来信件，提供了大量情报。不过，从他们的身份和活动范围看，其情报价值有限。
    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召开了公判大会，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担任公诉人。最终，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哲立、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各被判处有期徒刑。判决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处决。马迪懦、魏智、哲立、甘斯纳在监禁一段时间后，被驱逐出境。
中共处理“美国间谍案”的策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议，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这时，中国国内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作出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大决策。
    大张旗鼓地在北京公开宣判李安东等美国间谍，正是肃反和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一个代表性举动。但是在判决的时间和方式上，是做了周密考虑的。
    第一，宣判的时机在肃反运动的后期，也是中央强调纠偏的政策之后。从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看，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会轻易对外国侨民判处死刑的。第二，这个案件是美国间谍案，但判刑的七人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这说明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还是留有充分的余地。瓦尔德、包瑞德都是驱逐出境，可谓打击严厉，处理从宽。但是山口隆一抗战期间是日本军官，本身就是犯有战争罪行的人；李安东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民国时期就有间谍罪的前科。将他们二人处死，对国际关系影响不大。而对其余的马迪懦、哲立等人都判刑后驱逐出境，也表现了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据《大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