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颖斐
根据最新的联合国人口报告，202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5%，65岁以上人口占比9.3%。而欧洲的老龄人口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比例的2倍。
从历史角度看，北欧国家的老年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私人领域，是家庭和当地社区的责任。但是，随着福利制度的引入，至20世纪末，所有北欧国家都形成了以养老院和家庭护理为基石的公共护理体系。
当前，北欧国家社会已经在观念和制度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养老问题是政府公共部门的责任，尽管很多子女在积极地照顾年迈的父母，但赡养老人并不被视为是个人的法定义务。养老问题被抛入社会，家庭照顾并不能作为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北欧福利国家，曾经在高涨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快速发展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资本主义道路，又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建立了一套成熟的高福利经济制度。如今，当整个欧洲陷入生育率低谷与老龄化社会，这些高福利国家，是否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与独特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老龄化问题解决之道？
养老金与退休制度
北欧福利国家虽然各自的养老金制度不尽相同，但依然有一些共同点：都是一个多支柱体系，其中包括最低养老金、收入相关养老金以及个人储蓄，三者之间互为补充。最低养老金由政府向全体居民发放，无论居民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是否缴费，只要在境内居住满一定年限，到退休年龄就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另一部分是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在芬兰，这部分养老金覆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只是不同经济部门的计划有所差异。养老金是基于终身收入的，但随着劳动年龄的增长，后期的收入比重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延迟退休。
2020年，芬兰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1.9岁。21世纪初以来，芬兰平均退休年龄已经增加了3年，目标是在2025年达到62.4岁。芬兰养老金中心官网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2020年这个遭遇疫情冲击的年份，退休人群继续工作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
芬兰的养老金更大程度上与收入挂钩，和欧洲大陆国家较为相似，丹麦、冰岛则是对无收入或几乎无收入居民颇为慷慨，而挪威和瑞典则介于两者之间。
居家养老的回归
在芬兰有句谚语：“无论什么年纪，家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最好的。”
20年前的芬兰，老年人流行住养老院，为此各地兴建了很多养老机构。如今，机构养老的弊端日益显现，比如“住进去容易搬出来难”“服务重心从护理患者转向康养地产”。而且，芬兰随着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加重，至2030年，国家难以全额支付各大养老院的服务，传统的养老模式再难维系。今天的芬兰，必须积极寻找可行的在线和居家医养保健服务。芬兰社会卫生部制定的最新目标是：超过90%的75岁以上老人能独立地在自己家中养老。
为了解决退休老人的社交需求，老年人与青年学生共同居住的试点项目——合住计划（公寓业主共享公共空间）陆续开展。2015年“活跃的老年人”协会合住项目二期在赫尔辛基落成，名为“家园港湾”。建筑是完全无障碍的，轮椅可畅行无阻。“家园港湾”不是一座普通的养老院，而是一种新型的自助式居住方式。老人除了要打扫自己的公寓房间，还要组成家务组，轮流打扫社区公共空间，并在双休日的晚上，与愿意一起聚餐的老年人做晚饭。
先进科技的助力
随着居家养老模式的回归，芬兰入户护理人员短缺问题也显现出来，而利用前沿科技提供远程护理服务，则被作为居家养老的辅助手段。
芬兰赫尔辛基市政府主导的“家庭护理项目”，为约4000名有需求的居家老人配备了安全小设备：GPS手环、摔倒检测器、报警按钮、护理人员电话专线……护理人员可以远程监控这些设备。传感器在探测到异动时，会向护理小组发送警报。
无论是依靠护理人员还是电子设备，尽早发现问题是老年健康生活的保障。芬兰的一些城镇，已经在测试能实时追踪独居老人日常活动的技术。一些科技公司已经开发出利用运动传感器收集数据的网络系统，可以显示出老人在家中的活动轨迹，以及上厕所、打开冰箱的频率。护理人员通过汇总这些数据，来确定优先家访的对象和需要检查的事项。
无论是养老模式的转变，还是科技手段的引入，上述养老举措都依然处于探索和完善之中。而且，富裕的福利国家在以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时，于国家经济实力、社会制度、公众意识方面，都有着先天优势。然而，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特殊国情，其中的经验也不能被尽数复制，但福利国家的开创性尝试至少已经证明：老龄化问题有解决之道，而且“养儿防老”并不是必选项；在社会层面统筹安排个人养老，给予每个人更多元、更自由的人生路径，是可能的。（据《老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