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大佬”胡汉民是怎样被边缘化的

    胡汉民曾是孙中山极为倚重的左膀右臂，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其资格之老、声望之隆，远非后生辈蒋介石能比，蒋介石也正是在胡汉民的支持下，才得以在党内竞争中一骑绝尘。胡汉民后来为何丧失影响力，竟以一个不得志的寓公郁郁而终？

从书生到“党国大佬”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因为独特的地域和文化，“广东帮”是一个非常活跃、地位举足轻重的群体。胡汉民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
    胡汉民，广东番禺人，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人。“汉民”是清末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所用的笔名，因当时文名盛极一时，这个排满兴汉的笔名遂不胫而走，原名反为所掩。
    胡汉民生于1879年，时为光绪五年。胡家门第并不显赫，他的父亲以给官员做幕僚为生，家中颇富藏书，少年胡汉民曾对传统儒家经典下过一番功夫。稍长，又考入学海堂读书。
    学海堂是清代巨宦兼著名学者阮元于1824年创办的，师资力量雄厚，堪称广东最高学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海堂在清末内忧外患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这对培育早年胡氏的民族主义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2年后，和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胡汉民两度赴日留学。特别是第二次东渡研习法学，结识了后来影响自己一生命运的几个人，如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来更有孙中山。
    胡汉民与孙中山第一次晤面时，同盟会已成立，孙中山以其特有的雄辩和激情以及为中国未来规划的一整套蓝图，深深折服了胡汉民。胡汉民在孙中山身上，看到了迥异于昔日帝王的革命领袖的崭新风貌和气质，他完全拜倒在孙中山的超凡魅力之下。
    终孙中山一生，不论其事业遇到什么困难，陷入怎样的低谷，胡汉民都是他的坚决拥护者和坚定支持者。虽然在具体的事务上，胡汉民的书生气也会偶尔发作。如《胡汉民评传》一书所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
    一天，孙中山忽然来到胡氏办公室，顺手打开一口公事箱，取出几件公事，都有他的手令，顿时大怒，严词责问胡汉民为何扣住他的手令不办？长达半小时，胡氏一声不吭，等孙中山说完后，即以最快的动作，将满箱手令公文全部倒在桌子上，略作整理，便开始口若悬河地答辩：不是某项手令处置不当，不应颁发，便是某一项调兵遣将不合时宜，势将贻误战机，或者是某项款项不宜立即支取。胡氏条分缕析，从容解释，无不合情合理，孙中山一时为之语塞。胡汉民更咄咄逼人：“即使是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这场风波最后以孙中山认错，请同事吃肥鸽结束。
    然而，这不过是具体事务上的纷争，而作为“符号”的孙中山，胡汉民却是要死力维护其绝对权威，不容任何人的任何挑衅。胡汉民以其忠诚、才干和革命热情，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信任。胡汉民也不负孙中山之所望，在文和武两个领域接连打了几次硬仗。文的，是在《民报》上和保皇派梁启超等恶战，奠定了其理论家的地位；武的，是参与策动同盟会系列旨在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
    武昌首义一声枪响，民国肇建，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上，胡汉民先后任广东都督、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广东省长，并一度代理大元帅。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实为国民党内资望最高的领袖之一，但他自认不擅长军事，最多只能在后方奔走策划，又为以后的失势埋下了伏笔。
“三驾马车”之一如何被边缘化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权力分配格局中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堪称三驾马车。与汪、胡比较，蒋介石不论资历还是声望都相差其远，但权力斗争的最后胜利者却是有搞长军事之名的蒋介石。
    在党内政争中，无论是“清共”还是与汪精卫周旋，胡汉民都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显然对保证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有益，不过也不排除他有借蒋之力让国民党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的打算。
    1928年，胡氏从法国考空归来，有人劝他不要为反对汪精卫而进南京为蒋介石所用，他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故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制的力量来约束枪杆子，即使我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因为这种心理，胡汉民选择了与蒋介石合作，在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政府里出任立法院院长。
    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里，独掌立法大权，应该是权力制衡中重要的一环了。毫不夸张地说，胡汉民以立法机关首脑之尊，似乎风光极了，但他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未必大于蒋介石所信任的一个侍从室的主任。
    虽然在胡汉民领导下，国民政府在立法上颇有成效，但正如《胡汉民评论》著者王炯华先生所说，“他所立的法大都很难、甚至不能实施”，胡汉民所起的作用，只是给这个前现代政府披上了一层法理的面纱。
    胡汉民因约法问题与蒋介石死扛到底，企图以孙中山的“遗教”和“法理”作为武器，真是书生气十足。可以想象，如果他背后没有作为其大本营的广东实力派的拥护和广西方面的借题发挥，处于枪杆子软梦中的胡汉民，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边缘化，绝不自他被软禁从而退出权力场始，在蒋介石攫夺大权后，胡汉民看似分得一杯羹，其实已不在权力核心之内。
    孙中山时期已有重视会党人物的倾向，到了蒋介石时期则变本加厉，以胡汉民为例，国民党上层中虽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汉民、吴稚晖之流，但是在中下层“党棍子”层层包围之中，也不免自我异化了。
党内民主派的悲剧
    在国民党的“大佬”中，胡汉民的私德是不错的。这个幼年在学海堂接受儒家教育，一度居庙堂之高的政要，终究不失为一传统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因为反对蒋介石制定的约法而被软禁，难免被赋予反专制的悲壮色彩。
    胡汉民和蒋介石政治理念本质并无区别，在反共的同时，又坚持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尽管他也有一些强调民主、法治的说法，但究其实，他所追求的民主是一种“可控的民主”，他要的法治，是国民党一党之法君临一切的法治。
    胡汉民缺乏现代民主与法治理念，不妨举两个例子。其一发生在他和梁启超之间。梁氏是清末同盟会的最大论敌，民国后已渐从政治中脱身，潜心学术。1929年梁逝世时，蔡元培等人以梁的学术颇有贡献为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请国民政府下令褒奖并加抚恤”，时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却认为这“与党的立场上冲突”，他说“深启超不可不谓为反革命，生前不但反对本党且反对国民革命”，坚持“吾人不能恕其反革命之行为，而褒奖其学术也”。在这里，胡汉民的“批评本党”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即表示思想有问题，思想有问题即不能宽容的理路是一清二楚的。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他和胡适之间，事情的起因在于胡适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有所商榷，随后又在《新月》杂志上与罗隆基等人一起，批评国民党的训政，放言“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汉民对此极为不满，甚至严厉声称誓不与胡适“共中国”。
    1930年，胡适和国民党的紧张关系已趋缓和，胡汉民却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再度批评胡适，说胡适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写文章，宣扬“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而实际上胡适并未说这句话。这似乎是一场误解，但在误解的背后，是胡汉民对胡适深深的恶感。
    胡汉民坚定维护国民党的法统，他无法理解胡适所谓“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这句话的真义，他不知道，民主绝不是主其事者预设议题下的民主；自由也绝不是先划下一个圈圈然后在那个圈圈里的自得其乐。胡汉民在野时对论敌梁启超不得不“自由”一下，号称革命的国民党一旦掌握权力，他便立即施之于打压；胡汉民并不认为在国民党治下的民众没有自由，但他显然坚持，批评孙中山的自由是必须严格限制的。如此种种，决非其个人的品格问题，而是包括他在内的国民党人的政治理念上的欠缺有以致之。在胡汉民看来，所有的民主和自由，都必须置于“三民主义”理论框架和国民党强力控制之下。
    无论如何，在蒋介石于党内独大的状况下胡汉民究竟可算一个党内民主派。这个党内民主派终究敌不过军权，黯然退场。在香港作寓公的胡汉民后来发表了多篇激烈批评蒋介石独裁的文章，可他似乎并没有去思考怎样确立保障民主和自由的制度。
    若没有充分保障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哪怕一位党内“大佬”，即使他只想做党内民主派也肯定做不成——这就是胡汉民悲剧命运的根源。胡汉民至死未悟出这一点，不可不谓之遗憾。（据《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