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
7月26日的中美“天津会谈”备受世界瞩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的会谈中先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王毅外长紧接着在会见舍曼时明确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
“中方的这一举动史无前例，”香港《南华早报》7月26日称，这是中方首次为中美关系划下“红线”，并明确向美方提出修复关系的补救措施。然而，记者注意到，美媒在报道中在尽量淡化中方的严厉批评，甚至有报道中用文字游戏回避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对此，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记者表示，这次“天津会谈”某种程度上是中美关系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这两份清单打得美国媒体和政府“措手不及”，就美方和欧洲媒体的反应看，大概率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
沈逸认为，多数美国主流媒体，以《纽约时报》为典型，有在报道中淡化“中国对美国划线”的倾向，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接受，他们在抗拒，从用词，清单的选择性翻译来看，似乎“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底气已经可以向美国提出纠错清单了。他们连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舍曼会后接受美媒采访，
避重就轻
舍曼在7月26日的会谈后接受了美媒的电话采访。从《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的报道来看，舍曼在电话采访中似乎避重就轻，未特别提及“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
舍曼称：“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对双方进行的这些对话，没有期待任何具体的结果。”
她称，美国欢迎和中国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但并不希望这种竞争转向冲突。“事实上，我们想看看是否会有后续行动，我们是否能够再迈出一步。在建立这种关系的早期阶段，我们无法知道能否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舍曼表态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所以我们的政策也很复杂。我们相信，我们的关系（中美关系）可以容忍这种细微的差别。”
“在那些存在巨大分歧的领域，我们彼此非常直接。在我们有共同利益和重大全球利益的领域，我们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分享了一些想法。”
《纽约时报》的“文字游戏”
同样回避中方“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的还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普莱斯称，舍曼和王毅的会面是一次“坦诚而开放的讨论”，“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两国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次“天津会谈”的报道和舍曼、普莱斯等美国政客如出一辙，尽量淡化中国对美国的指责和划线。
从美联社、《纽约时报》、《国会山报》的标题中可见一斑。
为了回避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纽约时报》直接在行文中写成谢锋副部长向舍曼提出两套所谓“要求”。对此，沈逸评论称，这两份清单显示美国政府和媒体，应对这种意料之外变化的应变能力有限，似乎准备采取“装糊涂“的方式，拖延一下。
他认为，心理上的抗拒和调试，可能是影响相关报道和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都是我（美国）给你划线的，什么时候我（美国）沦落到你们给我划线的地步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底气已经可以向美国提出纠错清单了。他们连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纽约时报》并没有一一列举两份清单上的具体内容，只是模糊地写道，“内容包括撤销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取消对中方官员的制裁，以及撤销将主要的中国新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等等”。
沈逸表示，这里的“清单”内容翻译含糊不清，只挑选了其中意识形态的部分，没有提关于停止打压企业的部分，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其他部分内容。“这反映了美国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来的错误政策和举动，在整个美西方世界是有深层的心理和思想认知原因的。”
“这次如果是美国来给中国划线，那么欧美媒体肯定会压倒性的报道这个消息。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他们就不敢报道，甚至没有勇气去列清楚这些要求的细节。从新闻价值来看，有什么比中国给美国列清单更具轰动效应的新闻呢？美媒为啥不报呢，不就是他们在心理上比美国政府更受不了嘛，反映了西方媒体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整个世界居高临下的傲慢。”沈逸补充道。
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向记者表示，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
“天津会谈”VS“阿拉斯加会谈”
“天津会谈”结束后，不少媒体将这次会谈和中美3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会谈做对比。
《纽约时报》称，“天津会谈”和“阿拉斯加会谈”如出一辙。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看法和《纽约时报》并不十分一致。
美联社认为，“天津会谈”中双方尽管凸显出巨大分歧，但总体基调似乎没有上次会谈那么有争议。路透社则称，“天津会谈”没有“阿拉斯加会谈”那么剑拔弩张，但双方似乎没有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而是继续坚持既定要求。
谈及这两次会谈的对比，沈逸提到了会谈前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普莱斯于7月21日表态。从普莱斯的表态来看，他认为舍曼这次来天津和上次布林肯等人在安克雷奇会见杨洁篪一行中方代表是一样的。当时，普莱斯说，舍曼将“从实力的地位出发”飞往中国会谈，就像国务卿布林肯从印太地区回来的路上在安克雷奇会见杨洁篪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
沈逸认为，“美方这次让舍曼来，或许多少有一点幻想，认为可以在天津找回阿拉斯加失去的分数。从舍曼和王毅谈完之后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来看，美国政府仍然在自我催眠。”
“他们在描述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并不准确的天津之行，上来第一句就是，舍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与王毅和中国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事实上，舍曼就是和谢锋副部长谈的，王毅外长对她只是礼仪性的会见，他们在扭曲概念，甚至在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新闻稿当中根本没有提他们拿到的两张清单，只是在讲舍曼跟王毅说了些什么话。”
沈逸补充道，这就说明了美国继续沉浸在这种错误的思维和认识当中，就跟在安克雷奇时一样。但是相比安克雷奇，中方表现的更加坦率、直白、明确。
拜登的对华政策会改变吗？
就像《纽约时报》所说，拜登的对华战略在谈判桌上遭遇阻力。那么，在“天津会谈”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府会出现改变吗？
对此，沈逸表示，很明显，除非他们改变，否则中美关系很难突破。中方对拜登政府的要求很简单，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错的，请首先从错误的轨道上走出来，再来讨论如何良性发展。
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评价舍曼的天津之行时称，舍曼常务副国务卿此次天津之行是继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间又一次重要外交沟通。尽管舍曼女士只停留了24个小时，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其会见、谢锋副部长与其会谈的时间加起来有6个小时。应当说，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了解。
赵立坚指出，在会见会谈中，中方清晰地表明了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认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下步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得到改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方需要认真思考和作出正确选择。（据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