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谈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艰难起步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20世纪末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中苏关系乃至后来的中俄关系，对于这个时期的世界格局，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79年初，中苏关系仍处于“冷冻”状态。从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之后，整整10年间，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没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接触。
    两国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谷底。虽然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变化，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其原因，一是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中国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再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政治、经济、商贸还是文化、艺术、体育，都鲜有往来。
    进入1979年后，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此时，中国的驻苏大使是王幼平。王幼平根据大量的观察和分析，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乃至中苏关系的走向，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这个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有这个条约总比没有强。因此，如果废旧约，应由新约替代。
    与此同时，针对中苏关系的现状，王幼平还认为，这么大的邻国，这么长的边界线，中苏两国不能总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长期以来对苏斗争的经验教训。经过认真思考，王幼平及使馆其他领导共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即：举行两国国家关系谈判。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我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方，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黄华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中国的决议可收一举两得之功效。一方面，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尊重了现实；另一方面，主动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又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
    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这样，两国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一道缝。
谈判核心问题有两个
    下一步，该轮到如何把握谈判的原则了。中苏两国关系的谈判非同小可。它牵动全局，既涉及中苏，又影响世界。
    1979年8月29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着重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本次谈判涉及的几个原则问题。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国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
    邓小平提醒王幼平说：“可别急啊！要防止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一轮）定于1979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王幼平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长），李汇川为副特派代表（副团长）。苏联代表团则以其“谈判名手”、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和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为首。
    谈判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中方提出的议程是：讨论和解决中苏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它驻扎在蒙古国的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谅解，等等。
    苏方则对此表示拒绝，认为谈判不需要议程，并提出了一项从根本上否定中方议程的反建议：制定两国关系准则，在讨论和制定总原则后，再谈发展贸易、科技关系、文化交流。中方对此表示拒绝。因为如果接受了这一建议，就等于认可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使谈判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一方要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要制定空洞的原则。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使“谈判议程”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复杂的争论之中。
    直到10月12日，在第五次预备会议上，情况才发生了转机。
    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首先发言：王幼平神情专注地听着，突然，他敏锐地抓住了伊利切夫在发言时的一段话，即“苏方准备寻找双方能接受的办法，克服困难，赞成转入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
    然后，王幼平在发言时指出，中方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原则上不反对。双方终于找到了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谈判方式，即：“为了促进中苏谈判的进行，双方约定，在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的问题。”
    紧接着，双方代表还就谈判将在两国首都轮流进行等几项内容达成了协议。
两国长期对抗的局面发生了转折
    1979年10月17日上午10时，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伊利切夫主持。
    从这一天起，正式谈判开始。在接触实质问题后，双方的对立变得越来越尖锐。苏方首先提出了一个《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其特点是只讲抽象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中方则提出了《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主要内容同谈判之前提出的建议基本相同。双方在摆明了各自的纲领后，开始了激烈的辩论。
    至1979年12月3日，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吵后，第一轮谈判以没有签署任何实质性协议而告结束。第二轮谈判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但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
    中苏关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它的意义却不可低估。应该说，两国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在1979年后发生了转折。
    事实上，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尽管双方的代表针锋相对，在几乎每个问题上都要激烈较量一番，但是，每当会议结束以后，王幼平都要面带笑容，率领代表团走过去和苏联同事一一握手告别，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每次到达时，东道主也都要在门口列队迎接。11月2日，在第三次会议结束之后，王幼平还就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节，向伊利切夫及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的风度赢得了苏联同事的信任。这一切都使两国代表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友好。
    此外，还可以发现，有些看似很小的事情，放到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同样占有相当的分量。比如说，预备会议上达成了三点技术性协议，即“谈判地点”“工作程序”和“谈判议程”。看上去，这几点协议并不起眼，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几点协议，两国关系的正式谈判将很有可能无法进行。
    从1979年4月3日中方提出两国就国家关系进行谈判，至12月3日第一轮谈判结束，前后共计243天。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两个大国代表终于坐在一起进行谈判，这件事本身就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从这个意义讲，这一谈判惊动了世界。
    经过了这次谈判，当1982年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华政策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之后，中国方面立刻调整了对苏政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这样，也就意味着准备阶段的结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了。（据《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