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星源
美国疫情再次恶化。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美国九成民众生活在高风险和重风险区,9月初每周新增病例将达55万例以上。
疫情反复带来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浪潮,亚裔失业率更是远超白人等其他群体。与此同时,反华反亚裔情绪也在美国蔓延。
面对疫情阴霾和种族歧视双重危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他们还好吗?
无奈关闭的街区老店
2020年8月末,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一群人聚集在曼哈顿东14街626号Sun’s洗衣店门外,一起与纽约城内这家最后的华人手工洗衣店道别。在疫情影响之下,84岁的洗衣店老板李洪森终于决定结束他1959年与父母一起创办、经营至今的家族生意。这是他们家最后一家洗衣店——一家见证了61年美国变迁的洗衣店。
李洪森出生于广东台山,1957年在美国与父母团聚,两年后与父母一起开始经营洗衣店。李洪森与太太一直在自家店里打拼,也算事业成功,在皇后区买了一栋洋房,把一双儿女送入纽约公立大学。
受疫情影响,去年3月纽约市政府规定所有非必须的企业和店铺暂停营业。防疫歇业的阴霾笼罩纽约唐人街数月之久,270多家餐馆和100多家商店都受到严重冲击。李洪森的洗衣店也和大多数店面一样不得不关店,而在重新开张后,居家办公和居家隔离使洗衣店的生意雪上加霜。
除了生意受到重创,美国社会原本就存在的反亚裔情绪在当时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歧视词汇的助推下日益高涨。李洪森说:“几十年来中国移民在美国一直遭遇歧视,但我们中国人总是能吃苦,埋头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
突然失业的都市高端白领
一份名为《新冠病毒对纽约市亚裔美国人就业影响》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对亚裔美国人就业造成沉重打击,因为疫情影响最大的餐饮、服装、零售、运输等行业正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主要行业。不过,那些穿着西装制服、坐在摩天大楼办公室里的高端技术人才,同样无法在失业浪潮中幸免。
孙玲的“逆袭”故事在互联网上曾广为人知。出身农村、家境困难、高考失利的孙玲在堂哥介绍下成为深圳千千万万“厂妹”中的一员,然而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工作并未让她获得价值感。随后她自学计算机,勤工俭学上培训班,考取成人本科,通过雅思考试,实现了从深圳“厂妹”到深圳白领再到纽约高薪程序员的跨越。然而,这位大家眼中的“人生赢家”,在去年美国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失业了。
孙玲说,去年由于父亲癌症恶化,她向谷歌公司申请了84天探亲假回到中国。不幸的是,在她回国隔离期间,父亲去世了。孙玲无法再以照顾病重家人为理由休假,公司直接将她的假期改为事假,要求她尽快回美国复工。但当时因为疫情,航班受限,没能及时回岗的孙玲被谷歌解雇。
与孙玲的经历类似,34岁的唐女士也在去年的失业浪潮中失去了工作。唐女士是浙江人,2014年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旅游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员。她一直在努力申请美国绿卡,并且对此十分自信,已经在美国买好了一套公寓。然而去年3月,她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邮件,不仅失去了收入来源,公司也放弃帮助她申请绿卡,她原本的“永久居住”梦就此破灭。
被一封邮件或一通电话告知解雇的都市白领何止她们两人,突如其来的失业让那些原本光鲜亮丽的高端人才面临在他国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
回击歧视的当代中国青年
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72年,近十年来中国留学生更是逐渐成为美国大学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之一。随着美国逐渐成为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被困美国的留学生们不得不一边网课学习,一边照料自己。
在留学生群体内,友情与互助一直是疫情期间的主基调,团结一致也是身处异乡的他们渡过难关的必要条件。然而,外部依然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中国病毒” “中国留学生滚出美国”等歧视话语刺痛着这些海外学子的心。
在不少中国留学生默默承受着无端的歧视之时,也有一些勇敢的青年选择发声。科罗拉多大学的陈同学和其他11名志愿者一起,每周与100多名民主党人士和独立人士一一通话,向他们说明华裔学生遭受的歧视状况,以期改变美国社会不断严重的反华情绪。
通过大量通话和交流,陈同学发现,其实美国民众因特朗普的不当发言而产生的反华情绪并不根深蒂固。“在我和他们讲述了我对在华亲人的担忧、我在商店里遭到的不公待遇以及中美合作的前景之后,他们很快就改变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她表示,“中国学生应该站出来发声。在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中国的故事之时,我们至少要在自己所在的社区里让美国民众知道我们的存在,知道我们遭受的误解和敌意。”
目前反华反亚裔情绪在美国已逐渐降温,但种族歧视在美国一直根深蒂固。而随着德尔塔毒株和拉姆达毒株肆虐,美国又迎来了新一波疫情高峰。
无论是关闭数十年老店的华人店主、迷失在失业浪潮中的都市白领,还是敢于发声做事的海外学子,他们都是疫情阴霾下美国华人群体的缩影。(据《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