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装备试验鉴定现代化的发展演变

昭荀 古先光

    美军是比较早开展装备试验鉴定活动的国家军队，装备试验鉴定现代化已走过10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到调整优化的发展历程。近年来，美军在新技术推动下大力加强装备试验靶场建设与试验技术研发，积极构建试验鉴定管理、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打造与新型战争样式和新兴武器装备形态相适应的现代化试验鉴定能力。

    美军最早的装备试验，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2年，美国陆军成立了“野战火炮委员会”，从作战使用的角度对火炮装备的改进提出建议。1917年，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阿伯丁附近成立了阿伯丁试验场，负责为美国陆军常规武器进行检测、训练军械人员，还对外国陆军武器的性能数据进行检测。1924年之后，美国陆军作战部队提出研制新装备的要求，交由各兵种的勤务部队负责研制监造，进行工程技术试验，而后作战部队进行使用试验，确定装备在战场作战使用中的适用性。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陆军各兵种在后勤部门建立了装备研究和发展机构，由各兵种完成自身武器装备的试验鉴定工作。

    这一时期是美军装备试验鉴定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受到备战需求的牵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支撑，美国武器装备建设与军事工业发展极为迅猛，加速显现出的各种复杂制约关系导致专业和职能的重新划定，开始出现武器装备研制与装备试验两大部门的分离。这个时期有3个特点：一是试验靶场数量快速增长；二是装备试验系统逐步形成；三是装备试验鉴定理论初步形成。

    但这一时期美国尚没有对全军装备建设的统筹管理机制，主要由各军种根据自身装备发展需要实施试验鉴定活动。各军种装备试验鉴定工作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由于对试验鉴定缺乏集中管理、试验周期较长等原因，新型装备在定型配发时已近乎过时。1962年，美军对其陆军试验组织机构进行了大幅调整，设立了全面负责装备试验鉴定的机构——陆军试验鉴定司令部。其他军种也相继成立了试验鉴定管理机构。

越南战争后：国防部统管与作战试验独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给美军带来的惨痛教训，使其深刻认识到装备试验鉴定在新型武器装备研发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作战效能与作战适用性应作为装备试验鉴定的重点内容。为深刻总结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美国会责成国防部对武器装备采办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

    实弹射击试验计划是在美国会于1986年11月通过的198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正式确立的。该法案特别规定，在没有完成实际生存能力或（对导弹和弹药来讲）杀伤力试验之前，重大的计划（采办类别Ⅰ和Ⅱ）不能逾越低速率初始生产阶段，即实弹射击试验必须在全速率生产之前完成。在该法案通过之前，1984年，国防部长办公厅已经特许设立了一种联合试验计划，称为“联合实弹射击试验计划”，旨在解决与已经部署使用系统有关的类似问题。

    联合实弹射击计划的目标包括：收集现有美国系统受苏联武器攻击的易损性经验数据；收集现有美国武器系统针对苏联系统的杀伤力经验数据；提供为降低现有美国武器系统易损性和改进其杀伤力所需进行的设计改进意见；校准现有易损性与杀伤力模型。立法通过的实弹射击试验计划与原有的联合实弹射击计划相补充。联合实弹射击计划旨在试验那些在全面进行试验前就已部署的系统，实弹射击试验立法的主旨和目的则是要避免这种起“弥补”作用的试验需要，即在系统部署前，对系统的易损性和杀伤力进行试验。这一计划不仅要求军种尽早针对预想的作战威胁试验他们的武器系统，而且还要在全速率生产之前确定引起不适当作战损伤的设计特性或测量弹药的杀伤力。

冷战后：一体化试验及试验资源管理调整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开始享受所谓的“和平红利”，其国防政策大幅调整，试验鉴定管理机构也进行了重组，削减了装备试验鉴定资金和人员等。为适应武器系统采办发展要求，节约试验鉴定经费，提高试验鉴定效率，美空军阿诺德工程中心率先提出“一体化试验鉴定”的理念。“一体化试验鉴定”主要是以研制试验与作战试验有机结合为核心内容的试验鉴定模式。其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试验类型，而是一种试验管理方案，用于开发一种总体试验策略，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试验资源、缩短试验时间和降低风险。

    随着现代战争理念越来越强调作战任务驱动和军事能力导向，而不是单一的技术性能指标越高越好，装备试验鉴定同样也需要从单纯的考核装备技术性能是否达标，转向考核装备的作战性能是否能够满足能力需求，作战效能是否能够可靠地完成作战任务。美军随即提出基于能力的策略，贯穿于武器装备需求论证、规划计划、研制开发和生产部署等各个阶段。美空军更是将基于能力的试验鉴定策略与一体化试验鉴定策略有机融合实施，将一体化试验鉴定策略作为落实基于能力的试验鉴定策略的主要途径。

    2012年，美国防部研制试验鉴定办公室提出“左移”策略，主要内容是在采办早期的研制试验阶段引入作战任务环境，将原先在装备采办后期进行的互操作性、网络安全和可靠性等试验，提前至装备采办前期进行，尽早发现并解决装备存在的问题。2014年，研制试验鉴定办公室又提出“左移”扩展计划，旨在促使研制试验鉴定进一步介入装备需求生成阶段和备选方案分析，帮助在采办早期发现并解决需求不现实、技术不成熟等问题。

    这一时期，美军还着力加强对试验靶场建设与试验技术发展的统筹管理，于2003年组建了试验资源管理中心，对靶场能力建设进行长远规划，对全军试验鉴定资源建设与使用进行统筹协调，对重点试验能力进行专项投资，实现了从顶层统一协调各军种试验资源和能力建设，通过提前规划与合理布局，使得与装备建设配套的试验能力得到快速发展，提高了试验资源利用效率，确保试验靶场按需建设、协调发展。

    至此，美军装备试验鉴定采取国防部统一领导与军兵种分散实施相结合的集中指导型管理体制正式形成。国防部设置研制试验鉴定办公室、作战试验鉴定局和试验资源管理中心，对研制试验鉴定、作战试验鉴定及试验资源实施统一规划与管理。研制试验鉴定、作战试验鉴定和试验资源管理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保证装备试验鉴定工作的有效进行。

第三次“抵消战略”后：试验鉴定领域改革重塑

    美国向来强调技术立国和技术强军。2014年，美国防部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企图利用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优势拉大与潜在对手的差距。作为贯彻第三次“抵消战略”以及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的重要举措，夺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领先优势，美国防部开启了2018年—2020年的3年改革计划。美军在对国防采办政策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基础上，对试验鉴定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美军借国防部改革，持续改进和加强对试验鉴定的监管。

    美军此轮试验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举措，是将装备研制试验鉴定和试验资源管理中心从装备采办系统中分离出来，由新设立的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副部长领导。研究与工程副部长负责监督国防部所有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化、原型、实验、研制试验活动及项目。一方面可以支撑装备试验鉴定，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发挥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5G、网络、太空、量子科学、定向能、高超声速、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的验证转化作用，为加快以军事智能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发展、加快先进国防科技向战斗力转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国防部试验资源管理中心职能进一步拓展，赋予其对国防部、各军种、全国地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所有国防试验资源统筹规划管理的权限。试验资源管理中心下设试验资源管理办公室和试验资源现代化办公室，评估并投资相关靶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国防部各部门拥有完成任务所需的试验鉴定基础设施，以开发、获取、部署和维持可靠且有效的武器系统，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是后信息时代新技术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军事智能试验鉴定技术是有可能改变未来战争的颠覆性技术之一。新的管理体制下，美军在军事智能试验鉴定方面举措频出：出台《2019年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发展计划》等相关法案和指导文件，明确军事智能试验鉴定的发展要求和发展重点；陆、海、空各军兵种通过发布研究计划、成立专门部队等方式积极广泛参与军事智能试验鉴定研究与实践；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试验资源管理中心等国防层面机构牵头开发相关标准、工具和数据，大力发展仿真技术手段，推动军事智能试验鉴定技术的发展。美国在试验鉴定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的技术水平和应用程度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据《军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