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总统身边的北越王牌间谍

刘辉

    越南人民军传奇将军武玉芽是越军情报界的功勋人物，越南的一些媒体详述了“谍战奇才”武玉芽的传奇经历：他1955年奔赴南越敌后，一直战斗到1975年4月30日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崩溃，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其才智与勇气不输任何一个西方著名间谍。

乘船南下

    武玉芽原名武春雅，1928年3月生，童年是在母亲的家乡宁平省发艳县度过的。宁平省是当时天主教氛围最浓的省份，发艳县又是教区中心，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武春雅对天主教并不陌生，这一背景为他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武春雅到河内求学。1945年3月9日，信仰共产主义的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即后来的越南共产党）在河内举行反抗日本和法国侵略者的起义，武春雅积极参与，结识了越盟领导人黄明云，他把武春雅引上了革命道路。

    1946年底，武春雅作为越盟军队的一员参加了保卫河内的巷战，与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军进行殊死搏斗。河内失守后，越盟主力撤往农村，武春雅返回故乡太平省参与地方革命运动。为了方便在法占区潜伏，1951年，武春雅在兄弟的帮助下搞到名为“武玉芽”的身份证件，从此以后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953年，彻底改头换面的武玉芽进入越盟情报系统工作，并接受了专门的敌后特工训练。1954年，越盟军队在大力援助下取得奠边府大捷，令法国侵越军队遭到重创。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7月21日，与会国家达成共识，签署了协定，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法国同意了日内瓦会议的决定，结束了殖民统治，并把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国土交给越盟，这就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

    然而，唯恐“共产主义扩散”的美国很快就开始刻意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它积极扶植反共政客吴庭艳在越南南方筹建新的政权（即“越南共和国”，南越）。为确保吴庭艳在南越地方选举中获胜，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今胡志明市）代表秘密发动了一场“挺吴”的宣传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捏造所谓“越盟掌权后要迫害天主教徒”的谎言，煽动上百万北越教徒迁往南方。

    面对这一形势，北越军事情报部门需要向南方输送一批地下工作者，武玉芽所特有的成长经历与背景使他成为到南方卧底的上佳人选。作为掩护，武玉芽以“武庭龙”（这也是他的别号“海龙”的来源）的新名字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北越政府有意识地“排挤和斗争”这位“出身于天主教地主家庭的落后分子”。1955年12月，武玉芽一家与来自发艳教区的主教黎友慈和辅理主教黄琼登上法国军舰，混在成千上万名教徒中来到南越的西贡。

一篇救命的文章

    到了南越后，武玉芽混迹于西贡天主教会，与辅理主教黄琼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段时间是武玉芽的潜伏期，同时，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武玉芽更加意识到天主教界与西贡政权的关系，这层关系正是武玉芽以后获取情报的桥梁。

    就在武玉芽顺风顺水时，厄运悄然而至。1958年12月末，武玉芽被南越暗探阮司泰认出来。于是，武玉芽被作为“共党嫌犯”抓进顺化断钦监狱，等待进一步审讯。

    虽然南越特务组织抓到不少北越地下党，但他们的一大疏忽是把众多要犯都关在断钦监狱。被关押期间，武玉芽居然与其他北越情报员接上了头，甚至得到北越南方情报工作负责人陈国香的指导。

    就在这样的“乌龙关押”下，武玉芽开始转变工作方式。为了争取出狱，武玉芽一面寻求教会的帮助，一面写下题为《威胁制度的四大危机》的文章，高谈所谓“南越反共路线之遗漏”。这篇文章经人转呈给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弟弟、“中部指导顾问”吴庭儒，他对此文颇为赞赏，于是将文章交给他的总统哥哥过目。

    武玉芽为了拔高自己的身份，他特意在文章开头写上“曾为黎友慈主教工作的人”，黎友慈是吴庭艳极为崇拜的人物。由于之前的潜伏工作做得好，再加上吴氏兄弟对这篇文章的欣赏，1960年11月11日，坐了两年牢的武玉芽以“档案不全”为由被草草结案，释放回家。

    出狱后，武玉芽“因祸得福”，成为吴氏家族与北越天主教移民之间的联络员和通信员。正是在这个位置上，武玉芽不仅搜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对他联络的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吴庭艳甚至聘请这位昔日的“阶下囚”充当自己的顾问，这就是武玉芽“顾问先生”外号的由来。

南越情报局“为北越服务”

    1963年11月1日，南越军人集团因不满吴庭艳集团贪污腐败，遂在美国中情局的默许下发动政变，用血腥手段铲除了吴氏家族。这一事件也体现出美国对于南越政权是“以帮扶之名行利用之实”。

    南越新上台的年轻将帅们陷入新的内讧。1965年底，三星将军阮文绍为了竞选总统，竭力拉拢天主教社团，遂通过武玉芽结交已是主教的黄琼，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武玉芽再度游走于南越权力中枢，他巧妙地在南越政府、军方和教会的各色人物中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从中施加影响、获取情报。

    1966年，武玉芽接到北越高层的密令，成功说服总统阮文绍设立统管整个南越情报资源的A-22局，担任副局长的武玉芽掌握了实权。A-22局一经成立，武玉芽便把从断钦监狱释放的北越地下党人安排进来。有趣的是，武玉芽的上级是北越军事情报局副司令阮德志少将，这样一来，整个南越情报系统实际上成了为北越服务的机构。

    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武玉芽及其战友“深藏”南越核心层，通过搜集战略情报，对南越政权乃至其主子美国造成致命打击。1967年进入A-22局工作的黎友粹（秘密代号“A.25”）利用与阮文绍总统的助理黄文重的密切关系，在他身边安插了诸多眼线。在黄文重访美期间，黎友粹的眼线传回大量有关美国政要对于越战的政策底线乃至对阮文绍政权的支持限度等战略情报。不仅如此，在美国指导阮文绍当局作战的过程中，被北越地下党垄断的A-22局多次破坏美阮联合作战计划，甚至美国中情局帮助阮文绍制定的清乡计划还没送到总统府，就已被送到北越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功成身退的奇迹

    虽然武玉芽对A-22局上下进行了精心伪装，但由于一连串高层级情报泄露，引起美国中情局的怀疑。美国人顺藤摸瓜，发现诸多症结都出在A-22局。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南越高层终于摸清了A-22局的底细。1969年7月，南越政府逮捕了以武玉芽为首的42名A-22局干部，武玉芽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基本上被破坏了。

    此案震动了整个南越政界，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人人自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玉芽利用该案牵扯面广的特点，想方设法将间谍案变成了政治案，把法庭的审判引向死胡同。果然，法庭在诸多利益集团杯葛下难以作出判决，因为所有被告人都与西贡头面人物以及侵越美军司令部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这些被告人都是情报战线的精英，自然明白如何利用各种矛盾，在出庭时把那些“暗通越共”的证据辩解成“总统授意或者下令的”，而该案最重要的证人——阮文绍总统恰恰不能出庭应询。

    由于没有足够致命的证据可判死刑，最终武玉芽被判终身监禁，其余被告人则被判处5～20年不等的徒刑。相对而言，A-22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还保住了情报人员的生命。可以说，“A-22案”中无人被判死刑是北越间谍机构创下的一个奇迹。

    武玉芽被送到昆岛服刑。1973年，美国与南北越共同缔结《巴黎和平协定》，按照协定中有关政治犯的条款，武玉芽被转到条件更好的志和监狱服刑。碍于武玉芽的影响力，1973年7月23日，南越当局以“善待教徒”为由，把他送到禄宁前线，任其自行前往越共游击队的控制区。

    1973年底，武玉芽回到北越，被授予人民军中校军衔。因民族统一战争的需要，1974年4月，武玉芽经“胡志明小道”潜回南越，努力与包括南方教会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合作关系。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占领西贡独立宫。作为这一时刻的见证人，武玉芽站在南越代表旁边，目睹其签下了历史性的投降书。1988年，武玉芽被晋升为少将，成为一位出身情报界的将军。2002年8月7日，武玉芽逝世，越南国防部为其举行了高规格追悼会。（据《检察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