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无战事”背后的四条地下情报线

    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与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

    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派遣共10万兵力，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占领石家庄后。行动对内代号“穿心战术”。

    傅作义的“穿心战术”，可谓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部署空虚的软肋，的确是一步狠招。但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条命令迅即被我潜伏在华北“剿总”地下工作者获悉。

    逐字逐句背下这条绝密情报的是两个人，一位叫刘光国，另一位姓金，出于保密的需要，即使是在66年后的今天，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仍然不能公开（以下用金××指代）。

    这两位地下工作者隶属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当时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当时，偷袭石家庄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国民党华北“剿总”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10月22日，何祖修亲手把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司书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在抄写的同时，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

    23日上午，华北“剿总”下达偷袭行动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将情报向负责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汇报。

    就在金××传递情报的同一天晚些时候，另一条战线上一位特殊的地下党人，也凭借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取得了与之相印证的重要情报。此人就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

    因为刘时平与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而骑兵十二旅正派驻涿州练兵，所以，这个任务最终交到了刘时平的手里。

    10月23日晚，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这三个人对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

    刘时平听后大吃一惊，忙于杯来盏去之中把情况了解清楚。第二天凌晨，刘时平乘鄂友三昏睡未醒之际，亲自跑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的职业作掩护，探明了杜长城所说的爆破队确实在装车待命。在弄清了列车的发车时间和方向后，刘时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报。

身份更特殊的地下工作者

    与此同时，注意到敌人动向、特别是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炸药运输的，还有一位身份更加特殊的地下工作者——赵龙韬，他也是为“石门无战事”传回特殊情报的第三条渠道的关键人物。

    赵龙韬是东北军出身，作为少帅张学良的亲信部下，曾参与过西安事变，当时捉蒋介石用的就是他的佩枪。抗战胜利后，赵龙韬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年11月，赵龙韬出任国民党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龙韬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建立了秘密联系，而为之牵线搭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赵明仁—当时不满16岁的辅仁附中学生、中共地下党员。

    从此，国民党华北“剿总”系统的后勤供应、军事调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赵家当时住的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秘密传向华北局城工部。

    王甦后来回忆：“1948年10月，傅作义集中了一些兵力，准备突袭我石家庄和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敌人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赵龙韬立刻将这一情况告诉我，我报告了城工部。城工部从其他渠道也获悉傅作义准备突袭西柏坡同样的情报。”

    1948年10月23日，当甘陵情报组和刘时平、赵龙韬等方面分头截获傅作义部偷袭计划时，情况已经万分危急：此时离华北“剿总”拟定的偷袭行动时间只有3天了。如何把情报迅速安全传给党中央，成为摆在地下工作者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原本，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已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人工报送。于是，甘陵让情报组抄写员戴继清将情报抄了下来，为了保险，甘陵让他把情报抄写了三遍，并缝在一件内衣里。

    1948年10月23日中午，甘陵带着这件特殊的内衣，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逐字背下了情报要点。与甘陵分手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时火车出发。

    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和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

    10月24日中午，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写有完整情报的内衣，其后也被送至华北局满城情报站。

隐藏在军统内的中共地下党员

    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极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的一部电台，而这也正是确保“石门无战事”背后的第四条情报渠道——李智。

    作为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保存至今的李智历史资料并不多，在石家庄市人民警察博物馆，只留下一张照片，下方有简短介绍：“李智，曾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在石家庄的地下情报工作作出过突出贡献”。

    在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计划实施时，李智有两个身份：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为了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全部肃清，党组织决定李智仍潜伏在军统特务组织内，专门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

    1948年春起，经我方上级批准，李智利用军统方面配发的电台，向华北“剿总”二处“汇报”情况，并换回国民党的有关情报。当年10月，就是这部秘密电台突接国民党方面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太原被围攻局势，要求李智用电台提供石家庄中共军政设防情报，并指示他离开石家庄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

    收到电报的李智立即将情况报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委。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等阅后，火速报送党中央。同时，市公安局还指示李智按敌人命令携电台撤至藁城。在接下来的反偷袭斗争中，李智的电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