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在延安：上“劳动大学”拜农民为师

    1945年12月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到1947年4月他离开时，一共在延安生活了17个月。毛岸英在延安近一年半的生活中，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历史片段。

    1945年12月，毛岸英随苏联飞机（注：苏联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随机抵达，为身患重病的毛泽东看病）回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际处暂住。交际处是一个招待来延安客人的地方，吃住的条件相对标准要高得多，当时这件事谁也没有让毛泽东知道。

    一天，毛泽东到交际处来看望客人，正好看到毛岸英在交际处和其他客人谈话。毛泽东看望客人后，询问交际处的负责人：“岸英也住在这里？”负责人回答：“是的。”毛泽东又问：“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负责人回答：“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主要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不大习惯，让他在这里先适应一段时间，反正马上要分配工作。”毛泽东听后，只是“唔”了一声，当时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毛岸英就搬离了交际处，住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院内。当时，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高、中、大三种灶：高灶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用餐，四菜一汤；中灶供部长、处长、主任用餐，两菜一汤；大灶供一般干部、战士用餐，只有土豆烩菜。依照司令员贺龙的意见，把毛岸英安排在中灶就餐。毛泽东知道后，坚决要求儿子按照战士的标准到大灶就餐。

    毛岸英刚回到延安的一段日子，由于在苏联呆的时间长，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的意见，说话随便，有些不讲方式。同时，也总爱穿着在苏联时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

    一天下午，毛泽东把毛岸英叫来，两人坐在屋外大柳树下的石桌旁谈心。毛泽东看着岸英，认真地说道：“岸英，你现在回国了，不是在苏联，要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做事一定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和别人说话。”毛岸英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问道：“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毛岸英回答：“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抬头看着儿子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郑重而又严肃的表情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

    毛岸英看了看父亲，愉快地答应了。

    毛岸英答应父亲的要求之后，向周围的同志问了许多农民生活的情况。毛泽东也找贺龙商量，决定把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吴满有家劳动。吴满有是中共“七大”代表，又是毛泽东的农民朋友。

    据吴满有的大儿子回忆，毛岸英是在初春时来到吴满有家的，此时的天气还比较冷。临行前，毛泽东让毛岸英脱下西装，穿上了父亲打过补丁的旧灰布衣裤，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步行了几十里路来到了吴家枣园。

    毛岸英到吴满有家后，就拜吴满有为师，并和吴满有的两个儿子吴仲富、吴仲贵交上了朋友，以哥弟相称。由于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又担任延安县参议会副议长，公差多，有时十天半月不在家，吴满有就给两个儿子作了分工：大儿子负责和毛岸英一起学习开荒种地、收割碾打；二儿子有些文化，就负责毛岸英到乡里、城里和中央机关里的走动。

    在跟吴满有拜师务农的日子，毛岸英学会了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活。毛岸英肯吃苦、卖力气；善于学习，明道理；赶上活忙，从不偷懒；遇事总是多思多问多学，当学生有学生样。

    毛岸英一个月回一次延安。在学习劳动期间，衣服破了自己缝，扣子掉了自己缀，还学着烧火做饭，焖黄米干饭，炒酸菜粉条，蒸米饭馏馍馍，什么都干。

    他不仅和吴满有一家老小成了至交，而且与其他来帮工的后生们也不分彼此，经常比赛劳动甚至摔跤。

    有一次，毛岸英在山上劳动休息时，比他大3岁的长工杨培柱说：“听说你在苏联当过红军，打过仗，敢不敢和我摔跤？”毛岸英看了看杨培柱，站起来脱下外衣，走上去就抱住杨培柱。他俩在山地里滚来滚去，弄得黄尘纷扬，不分输赢。后来，他俩成了至交。

    1949年冬，杨培柱收到毛岸英从北京寄给他的一封信和6张相片，让他热爱家乡，积极生产，并请他有机会进京做客。

    在吴家枣园的日子，几乎每天晚上，毛岸英总是抽出时间教村里的年轻人和娃娃们识字。

    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汉语却说不准，吴仲贵就充当他的翻译。

“大学”毕业，回到延安

    毛岸英在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总是不忘关心革命的发展，每次回延安见到父亲，时常请教父亲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

    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毛岸英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提前一天赶回延安，作为参与会议的《解放日报》记者组成员。

    会议召开期间，他不仅在会议上听各位领导、参议员的讲演和讨论发言，而且与记者们一道学习、采访、探讨问题，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发展及“三三制”政权、土地改革、精兵简政等边区政权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较深理解，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水平。对毛岸英来讲，特别感受深的是边区良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他增进了对陕北人民的情谊。

    会议结束后，在准备返回吴家枣园前，他向父亲汇报了这次工作，谈了一些苏联和延安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不同感受，并指出需要更加密切党与广大老百姓的关系，赢得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满意地说：“你收获不少，是努力了。”

    毛泽东还特意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当看见儿子手上的血泡，毛泽东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

    之后，毛岸英在劳动学习上更是努力。1946年秋天，吴满有家又获得了大丰收，毛岸英和吴家人一样，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延安县委书记刘秉温去了吴满有家好几次，要求吴满有把毛岸英送回延安。可毛岸英还是照旧干活吃饭，丝毫没有走的意思。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才回到了延安。

    在吴满有家参加劳动大约半年时间，毛岸英即从“劳动大学”毕业再次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大举进攻，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通过了保卫延安的命令，中央大部机关撤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宣部撤到瓦窑堡一带，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1947年4月，他又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由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小组，从此告别延安，也告别了陕北这块热土。（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