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人物向忠发：生前身后悬疑多

    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俗称的“总书记”。向忠发之所以能够坐上党内第一把“交椅”，有着他超出一般人的优势，也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

    向忠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工人领袖，特别是在他的家乡湖北，向忠发在劳工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向忠发的资历在党内并不很深，他不是中共初创时的党员。1925年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着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武汉，湖北的工人运动影响全国，武汉工人纠察队举足轻重。而拥有270多个工会组织、会员达数十万之众的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配备武器装备的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正是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忠发。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要求增加工人代表进入领导机关，向忠发以全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后不久，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28年6月，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这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一度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成为向忠发一步登天的绝好契机。一是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领导层先右后“左”的错误倾向，急需得到解决。二是错误倾向的主要责任者，也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难以担当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早在“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就对已在苏联的向忠发进行考察。斯大林亲自参与考察，并且认可了这个人选，要求做好中国同志的工作。

    向忠发在中共“六大”上的表现，也令共产国际和中国同志耳目一新。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向忠发成为党的领导人，是历史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领袖。

    最早披露向忠发被捕的，是1931年6月23日的《申报》，其中有文曰：“向忠发为共党首领，于昨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1935年国民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提及一些内情，称“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之被捕，是时向方热恋于其姘妇家中，不意为人所乘，乃相将入狱”。

    二十多年后，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在回忆中有一番描述：“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顾顺章），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份。”但后经向忠发同乡指认，再验向忠发缺一手指，这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隐蔽战线的回忆不断深入，向忠发被捕的线索也日渐清晰。

    说到向忠发的被捕，首先要提到他的“姨太太”。凡是了解向忠发的人，特别是在向忠发最后时段与他打过交道的党内同志，都知道他身边有一个叫杨秀贞的女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的张纪恩回忆，这个女人“个子高高，有几分姿色”。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后来在描述她时用了一句“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的话。

    向忠发早已结婚生子，发妻刘秀英带着孩子也住在上海。但他在上海装扮成有钱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颇为阔绰，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显得“相称”。于是，这个叫杨秀贞的女人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了向忠发的姨太太。

    杨秀贞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比较为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她是上海厦门路妓院的一个出台妓女，另一种说法是，她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的姨太太，“被向忠发拿共产党的经费讨来，成为自己的姨太太”（注：此说出自顾顺章叛变后的《告共党青年书》）。

    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因女儿出生而留在上海。据她回忆，由于向忠发不守纪律，周恩来要求他与杨秀贞分开，搬到周恩来家住。杨秀贞和陈琮英母女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二人互称“嫂嫂”。

    陈琮英回忆，“向忠发趁周恩来同志不在家，到旅馆去看他的老婆。为了保证安全，我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旅馆，但向忠发置之不理。他住了一夜才离开旅馆。他走到门外叫出租汽车时，敌人根据他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他逮捕。”

    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叛变，他带着特务抓捕、指认共产党人的情形，陈琮英、周恩来、邓颖超都有过回忆。

    陈琮英说：“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向忠发对敌人说，我认得她，她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向忠发当着敌人的面和她对质，劝她道：“你不要编口供了，你都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陈琮英说：“当时我坚决否认，说自己是刚从农村来的乡下妇女。”陈琮英说事后她得知，向忠发还供出了两个地点，一个是戈登路的中央机要处，一个是周恩来在小沙渡的住所。敌人在机要处抓走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夫妇等人，在小沙渡却扑了空。

    邓颖超回忆说：“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

    尽管已经确证向忠发叛变，却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在上海戈登路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张越霞夫妇被捕后，向忠发明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却未说破其身份。最后二人的罪名是“窝藏赤匪，隐而不报”，一个判刑五年，一个无罪保释。

    向忠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还曾与周恩来商量过营救他们的方案。然而，向忠发被捕后，这两个人的身份仍没有暴露，并在当年被无罪保释出狱。其间，狱中关押的工人领袖乔生发，也未因向忠发清楚他的党内身份而暴露。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向忠发是否叛变的讨论。

    顾顺章被捕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莫斯科报告，说他除了供出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最严重的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

    显然，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红队的手段。他反叛，自然是想活命，在红队略施警告后，顾顺章将其所知道的远东局成员的名字和地址统统隐瞒起来，只说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牛兰的名字，连中共领导人经常开会的地点和秘密文件存放处都未讲出，这多半可以认为是其心有余悸的一种表现。

    向忠发于6月22日上午被捕，下午才说出杨秀贞的住址，夜里供出中央机要处所在地，由此可见，他并非竹筒倒豆子。叛徒是可憎的，但一个人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同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变节者能在白色恐怖面前发抖，也会在红色警告面前战栗。

    向忠发的叛变并没有使他保住性命，而且在第三天即被处死。

    据说，向忠发之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租界巡捕房，后解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枪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