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缘何成为性犯罪温床

徐亦凡

    谢基娜25岁时，在故乡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下称刚果）做着一份护士助理的工作。

    2019年，该国饱受埃博拉疫情的侵扰。世界卫生组织（WHO）为此派出团队，帮助当地人应对疫情。谢基娜因此结识了世卫组织的医生迪亚洛。迪亚洛表示，将为她提供一份工作，内容是调查埃博拉感染病例，薪水是谢基娜此前工作的2倍。

    机遇从天而降，却带着明晃晃的陷阱——迪亚洛让谢基娜以性换取这份工作，“他要求我和他睡觉，因为我家的经济状况太糟糕……只好接受了。”瞄准当地女性的远不止迪亚洛，世卫组织伸出援手帮助刚果抗疫，却成为诸多男性大肆性剥削的最佳掩护——他们或是向受害者允诺工作或加薪机会，或以不发工资为要挟，还有女性遭到强奸，甚至在怀孕后被迫堕胎。路透社引述非营利性新闻社“新人道主义”和汤森路透基金会的调查称，仅去年一年，超过50名刚果女性在埃博拉疫情期间遭到国际援助者的性虐待，侵害者来自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医生无国界等机构。以人道之名来到非洲的诸多国际组织，却成为性犯罪的最佳掩护。

    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调查报告描述为“不忍卒读”，他当众道歉，称这是世卫的黑暗时刻，承诺将以“零容忍”的态度追究这些侵害者的责任。

    以性换工作，甚至以性交换一切，成为受害者们的共同遭遇。

    世卫组织来到刚果，需要招募许多劳动力以满足抗疫需求，对当地年轻人而言，这是寻找工作的好机会，对就业环境艰难的女性来说尤其难得。

    刚果的工作机会太过稀缺，每天工资不过1至2美元，但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能提供日薪10至150美元的工作。一时间，整个刚果东部都在讨论如何谋求一份国际组织的工作机会。然而调查委员会发现，招募过程并不透明，这让手握权力的部分人找到了进行性虐待的可能。调查委员会探访了多位受害女性，一位名叫纳迪亚（化名）的刚果女性告诉调查人员，“每个人都被迫靠性来换取些什么，这非常常见。有次我想要盆水洗一洗，都被要求拿性来换。”

    迪亚洛一直以高薪工作诱骗当地女性与之发生性关系，他的猎物也不只是谢基娜。另一位年轻女孩阿尼法当时也在埃博拉的疫情应对中心工作，迪亚洛遇到她后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怎么能在这里给人们量体温和洗手？”迪亚洛称能为阿尼法提供一份新工作，薪资是此前的5倍之多，阿尼法说，“条件非常简单，让我和他一起睡觉。”

    阿尼法拒绝了，她告诉迪亚洛，自己努力学习才来到治疗中心工作，“如果在和他睡觉后我被雇佣……我将成为他的性奴，而不是世卫组织的雇员”。阿尼法告诉美联社，迪亚洛总戴着一个红色的“VIP”勋章，贴在深蓝色的世卫背心上。人们的普遍印象是，迪亚洛很有地位，与世卫组织的高层们保持联系。谢基娜说，迪亚洛经常吹嘘自己与谭德塞有着私人关系。

    在世卫组织网站上，谭德塞曾于2019年6月前往刚果访问，当时迪亚洛与谭德塞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中，他们笑着互碰手肘。迪亚洛本人的脸谱账号上，也有十余张与谭德塞的合影照片。这些都让迪亚洛看起来大有来头。

    地位和权力如此不对等的情况下，很少有女性能与之抗衡，即便有些男性只是临时被世卫组织所雇佣，也会极力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当迪亚洛们以工作为诱惑接近当地女性，像阿尼法这样懂得拒绝的人并不多。调查人员发现，只有经济更独立、有更强大社会支持的女性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底气说“不”。在遭到性剥削的女性中，只有极少数人完成了中学教育，有些人甚至从未上过学。极度穷困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换取一份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莉娜（化名）曾拒绝过一位行政人员长达两个月之久，但两个月后，她还是屈服了，与之发生性关系从而换得一份卫生员的工作。莉娜说，她甚至不敢要求对方戴避孕套，因为担心他不再愿意提供这个工作机会。

    假借世卫组织权威的不仅是医生、顾问等群体，培训人员、安保、司机都成了作恶者，甚至有女性在拒绝与这些人发生性关系后遭到强奸。

    2019年，一位世卫雇员强奸了塞维琳（化名）。当时他邀请塞维琳去酒店，谈谈她能否被录用。可一到了酒店房间，此人就告诉塞维琳，想被雇佣就必须先和自己发生性关系。塞维琳拒绝后却遭到强奸。塞维琳虽然获得了这份工作，却因为持续不断的性侵害，她最终选择辞职。

    更为悲惨者，被诱骗发生性关系后，却没能获得允诺的工作，或是只被短期雇佣，甚至有女性仅仅工作了一天就离开岗位。即便开始为世卫组织工作，这些女性也和塞维琳一样，会被要求一直提供性资源以维系工作，或是保住薪水。

    任何胆敢拒绝的女性则可能遭遇报复。有人说，当她们拒绝发生性关系后，就立刻遭到解雇，还有人在工作中不断被挑刺。

加害者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当女性被视作性资源大肆掠夺，加害者却能轻易撇清责任。

    根据受害者和证人们提供的信息，调查委员会锁定了21位与世卫组织有关联的加害者，他们既包括刚果人，也有外籍人士。但当调查委员会与其中8位被指控的男性取得联系后，其中有6人否认自己涉及任何性剥削或性虐待。

    无一例外，他们告诉调查委员会，自己与这些女性发生关系是基于双方合意。然而，汤森路透基金会此前得到的信息是，除了以工作机会作为诱饵，还有女性被下药，或在一些密闭的工作场合被突袭。

    调查发现的受害者中有29人怀孕，她们说，很多男性都拒绝使用避孕套。尽管这些人在为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公共卫生组织工作，当时埃博拉疫情还相当严重，本该严格限制肢体接触、防范传染可能。

    怀孕给她们带来了更多创伤。至少有6人经历过流产，还有人被男性强迫以吃药或注射方式堕胎。有些女性在怀孕后不得不中断学业，甚至有父母因此拒绝掏钱供女儿继续读书。而她们从未得到过世卫组织的帮助，性犯罪也往往很难固定证据得到法律支持。

    迪亚洛的行为并非没被投诉，但此前的内部调查称，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指控。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世卫官员透露，在对迪亚洛的调查中，调查人员甚至没接触任何一位涉案女性和举报人。迪亚洛同样否认一切指控，他声称，“从未向女性提供工作以换取性资源，一生中从未性骚扰任何女性。”

世卫组织的消极处理是最大帮凶

    面对如此多的性虐丑闻，不论是总干事谭德塞还是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都表示在媒体曝光之前毫不知情，瑞安称，“我们知道的信息不比你们更多。”但事实是，早在2019年，世卫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就被告知过存在性行为不端，还被问及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世卫组织内部邮件显示，高层们对性剥削等丑闻感到震惊，还起草过相关文件预防此类事件，就防范性骚扰进行培训，并下令进行保密调查。

    这些举措显然没什么成效，同样的恶行依旧发生于2020年。直到遭受外部压力后，世卫组织才委托独立机构开启调查。路透社在去年9月的报道中提及，当时世卫发言人鼓励涉事女性与该组织联系，然而大多数受害女性却恐惧于被报复，从未报告过受侵害的事实，还有许多人为此感到耻辱，甚至没告知过家人。

    调查委员会还揭露出另一个系统性不公现象——即便受害女性与世卫组织联系，但若非以书面形式举报，则会被拒之门外。世卫组织有过相关规定，鼓励受害者控告性剥削等行为，并将书面举报视为优先项。但在具体执行中，这一规定被刻意解读为“非书面形式不作数”。被受害女性找上门的医生恩甘杜，正因此逃过了内部调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世卫组织的消极处理是性剥削的最大帮凶。投诉迪亚洛的工作人员，虽然得到了此事会被处理的回应，却没看到任何进展，据他说，此后他在机构内部遭到了边缘化。但迪亚洛和恩甘杜丝毫没受到影响，他们不仅没遭到任何处分，还一直工作到和世卫组织的合同结束，恩甘杜如今甚至在谋求下一份在世卫组织的工作。

    有罪不罚成为了性剥削的温床——瑞安承认，性虐待等问题多年来一直被忽视；谭德塞则承诺，这类行为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立即开除和移交地方当局。

    然而不少雇员对此并不买账，尤其是在世卫组织工作的女性。她们指出，这些承诺远远不够，该机构根本没形成强有力的性剥削应对机制。就连这份调查报告本身也遭到质疑。尽管世卫组织称报告来自“独立调查委员会”，但外界依旧不认可——世卫组织怎能自行找人调查自己？（据《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