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奖时，他们都在干什么？

刘丹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各委员会在官宣前的几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会通过电话告知获奖者。而且非常傲娇，通常并不考虑时差，大概好消息有打扰对方睡觉的权利。

    这就导致了，在赢得这个世界大奖的人生高光时刻，有一半人是在睡梦中；还有一半人在打猎、买菜、上课，或者在厨房、酒馆、船上……

    不久前，诺奖委员会在推特上发布了对刚刚获得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两位得主的简短采访，真实记录了这两位加州教授得知自己获奖时的情形:

    瑞典的电话打来时，阿登·帕塔普蒂安教授正在睡觉，毕竟当时是美国的深夜，当然也就毫无悬念地没有接听。但委员会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居然联系上了阿登教授92岁的父亲，父亲的电话最终吵醒了阿登。当委员会邀请他回答一两个简单问题时，阿登教授说：现在是半夜2时，可能说的话听起来不会很聪明。

    另一位诺奖得主大卫·朱利叶斯教授同样没有顺利得到获奖通知，因为委员会并没有他本人的电话。直到最后时刻，教授的妻子与委员会总秘书通上了话，总秘书说，自己3分钟后就要去宣布诺奖结果，请她一小时后再打过来。教授遂认定这是一桩恶作剧，决定不再回应。直到他在厨房的餐桌上打开电脑看到诺奖直播。

    获奖者们的反应都在委员会的预料中，因为几乎每年都差不多是这样。这也构成了诺奖本身的一部分。

    委员会乐于看到教授们面对“surprise”的表现，否则会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在社交网络如此便捷的今天，还坚持选择打电话这个老派的联系方式；以及为什么任性地永远以瑞典时间为中心，装作不知道另一个半球是在黑夜。

    去年的生理学或医学获奖者之一，哈维·阿尔特教授说：“当电话铃第三次响起时，我生气地从床上起来。”另一位获奖者查尔斯·赖斯在凌晨4时30分接到电话，第一反应则是“实验室出事故了!”

    同样是去年，委员会联系不上新科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保罗·米尔格龙，转而“骚扰”了保罗的同事和邻居罗伯特。凌晨2时30分，罗伯特和妻子一起敲门告知了保罗这个好消息。门禁摄像系统拍下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保罗在睡梦中被吵醒，颇为不耐烦，幸好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wow”了一声。

    2018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罗默同样对凌晨4时的陌生电话不太高兴，接连挂掉了两次：“我没有接，因为我接到了太多垃圾电话”“我觉得这是又一次骚扰。”

    而与罗默一起分享奖项的另一位教授诺德豪斯，直到宣布结果时电话也没打通，委员会主席说：“也许是我们打电话的时间太早了，他还在睡觉吧。”——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电话被挂掉，是因为对方不懂英语。

    2002年，43岁的日本职员田中耕一走在下班路上，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除了知道是国际长途和对方说的英语外，田中耕一对电话内容很茫然，他听不太懂，甚至以为遇到了骗子，随口应付几句便挂了。

    基本可以得出结论：若论沟通效率，诺奖委员恐怕还比不上一些推销电话。

大奖总是留给没做好准备的人

    2007年10月11日，各国记者和摄影师都围在多丽丝·莱辛位于伦敦西北第六区的家门外。这位老太太刚被宣布是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而此刻诺奖得主本人却正在杂货店购物。

    40分钟后，多丽丝·莱辛和儿子从一辆黑色出租车中走下来，随即看见很多摄像头和一群严阵以待的摄影师。茫然的她还以为是在拍电视剧。

    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凭借作品《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宣布时，他正在郊外的森林打猎。后来在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他对在场所有人说：“在我得知获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独特的评选规则，诺贝尔奖100多年来坚持致力于将神秘保持到最后。所以获奖者总是从“你说啥?是我吗?”的蒙圈惊讶，到“好吧，知道了!”的泰然处之状态。

    惊喜?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基本可以视同不存在。毕竟获奖者都修炼多年、见多识广。获奖，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淡定派：巴基斯坦17岁女学生马拉拉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从而也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马拉拉同样错过了宣布奖项的历史性时刻，因为当时她正在上化学课。马拉拉说，当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后，她选择继续上物理课和英语课，并认为这是平常的一天。

    感性派：1956年，流亡南美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祝贺的电报传到波多黎各时，他正在医院陪身患癌症的妻子。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我的妻子。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然而，由于她沉疴不起，我无法体会这种心情。对此，我只有遗憾。”

    三天后，妻子离世。悲痛的希梅内斯未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此后他也再未参加任何颁奖仪式，并于两年后去世。

    惊慌派：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获奖时，正在家里吃早餐。接到外国通讯社的记者打来报喜电话，他惊慌失措地对妻子说：“不得了，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妻子非常冷静地回答道：“今天无论怎样都必须和新闻记者见面，这是最基本的礼貌。”

    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只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说：“只是我的运气好，我的文学，只是所谓感觉的东西。” “我本是偷懒无用之人。”仅仅在四年后，川端康成吞煤气自杀。

    “谁让你们给我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结果公布的第二天，她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我不会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该奖。”她首先提到的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原因，同时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

    “不是高兴，而是绝望”，耶利内克当时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

    似乎每位获奖者都没有为得奖做好准备，有的甚至都不待见这个大奖。

    有的人倒是做好了准备——不是准备好领奖，而是准备好不领。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在获悉自己有可能获奖后，当即致信评审委员会表示拒绝。

    结果呢，委员会还是坚持自我，把文学奖给了萨特。结果宣布时萨特正和波伏娃一起在一家小酒馆，他当天就写了那篇著名的声明：“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爱因斯坦在中国得到获奖通知

    虽然中国与诺贝尔奖的距离并不是那么亲近，但诺贝尔奖的历史中并没有缺少中国色彩。中国默默参与了很多关于诺贝尔奖故事的讲述。

    比如伟大的爱因斯坦，与诺贝尔奖间的纠葛一波三折，当他最终获得这一荣誉，当时人在中国。

    1922年11月13日，“北野丸”号客轮在上海汇山码头靠岸，爱因斯坦夫妇从船舱中走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是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讲学，途经上海做短暂逗留。

    爱因斯坦往返只在中国共停留了3天，却在这三天里领取了人生最高荣誉——在来上海的途中，爱因斯坦已经从船上的无线电中知道了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上岸的第一时间，瑞典驻上海大使馆的领事正式通知了他获奖消息。

    爱因斯坦当年并没有去领奖，因为已经提前定好了日本行程。一年之后的1923年，他去瑞典发表了自己1922年获得的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演说。

    诺贝尔奖跟张爱玲的脾气有点像：我爱你，跟你并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科技与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只是自顾按自己的规则行事，你欢迎或者不欢迎，都要把电话打给你；你接受或者不接受，都要把奖项颁发给你!

    那么，下次有陌生号码的来电，是接呢还是不接呢?毕竟有可能是通知你领取大奖……（据《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