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财经:新中国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     解放之初的上海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连年的战乱使百姓穷困潦倒,投机商反倒坐地生金。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红色掌柜”陈云出山

        1949年的华夏大地,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通货膨胀肆虐多年,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物价上涨8400多亿倍。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大上海的资本家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时,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原来各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第一次互相接触。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负责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它解放区特产入境。
        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后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会议,统一东北地区以外的财经工作(注: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邯郸会议开了近3个月,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各根据地货币之间的比价,后来根据这个比价,于1948年底发行了统一货币人民币。
        尽管如此,但直到1949年时,公粮和税收等财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不过,即将到来的上海物价风波,成为了新中国统一财经的一个契机。
    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

        1949年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
        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
        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实际上操控着全上海大小黑市。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
        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当时的上海有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多都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的投机买卖。加上金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银元贩子,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人多达二三十万。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银元风波过后,上海的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导致粮布等物价暴涨。
        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首当其冲。7月3日,身处武汉的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
        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7月27日,上海财经会议如期举行。上海物价是会议的重头戏,陈云明确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物价如果出现波动,必然影响全国;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制造中心,只要上海不停工,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和其它工业产品就可以支援全国和作战前线。
        事后统计,7月份中财委通过从各地调拨在上海抛售的棉纱、棉布、大米和面粉分别达到了市场成交总量的37.3%、76.8%、36.3%和34.1%,极大程度上拖住了物价上涨的幅度。
    12道密令打赢金融保卫战

        依靠全国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稳住物价。但另一方面,上海也成了全国物价的洼地,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上海物价偏低,货源又相对充足,各地商贩都跑到上海来进货。货币量大,货物量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触即发。
        兰州、西宁、银川、广州、贵阳……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华南、西北等地出现物资紧俏,当地商人便揣着人民币跑到上海来进货,有些部队甚至直接派人到上海添置所需。这就出现了“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的怪现象。结果,本就过量发行的人民币又进一步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飙突进,举国惊恐。
        华东财委按照以往的对抗经验,指令国营公司全力抛售,但上海的物资再多,也难抵各地游资的围攻。11月8日,中财委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急电。
        但是,陈云没有动手。当时,他将中财委所能调运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做了比较,结果发现,手中的物资全加起来,也不足以抵消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如果贸然抛售物资,只能被对手吸走,根本起不了作用。他在等待出手的时机。
        11月12日晚,陈云草拟了一份电报,连夜上报中央。周恩来看后,当即在电文上做了一个突破常规的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电文送至案头,主席看后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电报上有12道密令,指示贸易、财税、金融三方部门全面动员。主要内容包括: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要求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派员前往上海、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还令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速运抵西安;同时收紧银根,下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暂停贷款,开征税收,迟发地方经费……
        电报发出后,中财委迅即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奔赴各地,帮忙调运粮食。短短数日,大量物资集结完毕。
        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准备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开始出售。
        毫不知情的投机商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所以,管它价格高低,只顾疯狂吃进。到11月24日,国营公司出售的物资价格已与黑市价格相当。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
        与此同时,中财委几路进兵。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查抄大量支票、黄金、银元和美钞。这招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
        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驯服“通胀”,统一全国财经

        没过多久,中财委又以同样的手法给了投机商最后一击,到1950年2月,投机势力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
        1950年3月,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国家财政收支逐步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
        多年后,毛泽东对这场经济仗给予过高度评价。主席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据《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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