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博古遵义会议后长谈：我们都不适合做统帅

    遵义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但到湘江战役后，即已损失5万多人。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遵义会议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在“红都”瑞金召开，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

    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都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军委纵队到达黔东南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做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

    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党的“一把手”。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特别是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此时并非“一把手”，但已成为领导核心。正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

党的错误思想路线被扭转

    遵义会议后，党的思想路线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

    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当时中共领导的红军未能有效地支援该事变），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

    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

    不到一个月，敌情发生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

    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可以说，红军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注：广昌战役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中央红军采取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战法，硬是以较弱小的力量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在固定的阵地上拼消耗，结果伤亡惨重。）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

    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