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非凡女性不是党员,却守望了建党伟业

  • 肖春飞  郭敬丹 

        建党百年之际,由新华社、全国妇联和芒果TV共同出品的100集纪录片《党的女儿》,全景式展现杰出女共产党员的英雄群像,引发热烈反响。

    杨树浦黄浦码头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汽笛长鸣,法国邮船公司的“盎特莱蓬”号缓缓离岸,人们挥手作别。
        这艘船上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名垂青史: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蔡和森、蔡畅兄妹,向警予,熊雄,还有画家林风眠,他们的身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
        岸上送别的有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民国著名出版家汪孟邹,皆是风云人物。十来天前,毛泽东专程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但因为他们启程时间推迟,正忙着湖南驱张运动的毛泽东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在这批年轻的留法学子中,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人:葛健豪,时年54岁。她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半年后,向警予成为她的儿媳,三年后,李富春成为她的女婿。她因此被誉为培养了四位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她的父亲葛葆吾湘军出身,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从留存至今的照片来看,葛健豪与当年的老太太并无太大区别,但她绝非凡人:从小性格倔强,颇有主见。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刘家台子”始终是一个温暖的地名。1919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毛泽东在此亲侍汤药。葛健豪将文氏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精心照顾。
        葛健豪在法国,也始终温暖着一众年轻人的心。当时法国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读蒙达尼女子公学,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葛健豪擅长刺绣,白天学习,晚上带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直至深夜。中国工艺精湛的绣品,深受法国妇女喜爱,这笔可观的收入,除了生活开支外,还经常被葛健豪用于资助他人。
        葛健豪不仅是一个好妈妈,她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到里昂大学请愿。在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老渔阳里2号

        就在葛健豪一家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抵达法国的同时,陈独秀与夫人高君曼也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入住老渔阳里2号。
        高君曼,一个在历史中湮没已久,却因为《觉醒年代》而渐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网友剪辑出剧中夫妻二人的对手戏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剧中,陈独秀被骂“伪君子”时,高君曼对他说:“我虽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为这三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你当初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
        徐光寿告诉记者,1992年5月,他在安徽安庆参加关于陈独秀的一次研讨会,听陈独秀孙女陈祯祥亲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电影《开天辟地》。陈祯祥去香港看望父亲陈哲民时,劝他去看了这部电影。陈哲民原名陈鹤年,是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也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陈独秀比较公正的形象,他全神贯注,看得入迷,没讲一句话。
        真实的高君曼兼具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特质,不仅贤惠、善良、明理,还深明大义、知书识礼、追求进步。她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约15年,这也是陈独秀的“高光”15年——从创办《新青年》到五四运动再到建党伟业。高君曼支持陈独秀的革命事业,也对建党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高君曼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1886年生于安徽安庆,父亲是清朝安庆府副将高登科。从小,高君曼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性格活泼,自由成长。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高君曼虽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请塾师上门,教她读书识字,后来还千里迢迢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在那里,高君曼进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眼界逐渐开阔。放假回到安庆时,在姐姐家中接触到陈独秀。“与姐姐高晓岚相比,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更多好奇、关注和赞成。”徐光寿说,当陈独秀为赴日本求学的差旅费与高晓岚发生争执的时候,高君曼则对陈独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老渔阳里2号向北约100米,是新渔阳里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所在地。走入里弄深处,可在角落里发现一间教室,外墙挂着魏碑体书法铭牌“外国语学社”。
        这个洋气的名字不过是个掩护,实际是送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而创办的学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这里。外国语学社学员许之祯曾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应是当时名媛的样子:思想独立,追求进步;因志同道合而选择爱人,忠贞却不依附。高君曼甚至曾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坐牢,出狱后依然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辅德里625号

        就在渔阳里2号,高君曼还当了“红娘”,成功撮合李达与王会悟,高君曼做了桌菜,就算是简单的“婚礼”。
        王会悟终生未入党,却是建党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1919年底,王会悟在家乡积极声援五四运动,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在同乡沈雁冰的介绍下来到上海。
        王会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的印迹。经张佩英介绍,她结识了上海学联评议长何世桢,暂住何家一周。后经介绍,她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兼任文秘工作,受该会负责人徐宗汉(黄兴夫人)赏识,转住徐家。
        当时的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博文女校,这里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来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的演讲,在协助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王会悟能力迅速提升,还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与王会悟一见如故,又把王会悟引荐给陈独秀——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新青年》编辑部,她又认识了李达。
       李达也是陈独秀当时筹建中共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就住在渔阳里2号一楼《新青年》编辑部隔壁的房间里。
        进出渔阳里的这些人,都让王会悟充满敬佩。当她得知编辑传播先进思想的刊物工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时,就自告奋勇站了出来。陈独秀欣喜不已,随即让高君曼把王会悟接来渔阳里二楼居住,方便工作。在渔阳里,她经常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而让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共产党》。
        李达王会悟婚后半年,中共一大在距离渔阳里2号不远处的望志路106号召开,当会议中途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赞同:到浙江嘉兴南湖去,那里不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车,来去方便。
        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
        以这样的方式,王会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她们被历史铭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开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师有高君曼、王会悟、向警予。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形势逆转,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面临着背叛与忠诚的生死抉择。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就义;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就义,同一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就义;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就义,这一年,高君曼贫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颠沛流离多年后,晚年回到老家,租种田地为生。临终前,她还不知道蔡和森已经壮烈牺牲。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后,提笔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葛健豪不是中共党员,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第一位非党员传主。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以95岁高寿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从未居高位,却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100年前,无论是葛健豪,还是高君曼、王会悟,她们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看似机缘巧合,其实是历史的必然。100年大浪淘沙,有牺牲也有贪生,有忠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卑鄙……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们会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会更清晰理解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秘密。
        人终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历史铭记。(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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