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非凡女性不是党员，却守望了建党伟业

肖春飞  郭敬丹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汽笛长鸣，法国邮船公司的“盎特莱蓬”号缓缓离岸，人们挥手作别。

    这艘船上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名垂青史：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蔡和森、蔡畅兄妹，向警予，熊雄，还有画家林风眠，他们的身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

    岸上送别的有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民国著名出版家汪孟邹，皆是风云人物。十来天前，毛泽东专程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但因为他们启程时间推迟，正忙着湖南驱张运动的毛泽东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在这批年轻的留法学子中，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人：葛健豪，时年54岁。她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半年后，向警予成为她的儿媳，三年后，李富春成为她的女婿。她因此被誉为培养了四位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她的父亲葛葆吾湘军出身，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从留存至今的照片来看，葛健豪与当年的老太太并无太大区别，但她绝非凡人：从小性格倔强，颇有主见。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刘家台子”始终是一个温暖的地名。1919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毛泽东在此亲侍汤药。葛健豪将文氏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精心照顾。

    葛健豪在法国，也始终温暖着一众年轻人的心。当时法国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读蒙达尼女子公学，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葛健豪擅长刺绣，白天学习，晚上带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直至深夜。中国工艺精湛的绣品，深受法国妇女喜爱，这笔可观的收入，除了生活开支外，还经常被葛健豪用于资助他人。

    葛健豪不仅是一个好妈妈，她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到里昂大学请愿。在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老渔阳里2号

    就在葛健豪一家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抵达法国的同时，陈独秀与夫人高君曼也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入住老渔阳里2号。

    高君曼，一个在历史中湮没已久，却因为《觉醒年代》而渐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网友剪辑出剧中夫妻二人的对手戏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剧中，陈独秀被骂“伪君子”时，高君曼对他说：“我虽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为这三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你当初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

    徐光寿告诉记者，1992年5月，他在安徽安庆参加关于陈独秀的一次研讨会，听陈独秀孙女陈祯祥亲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电影《开天辟地》。陈祯祥去香港看望父亲陈哲民时，劝他去看了这部电影。陈哲民原名陈鹤年，是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也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陈独秀比较公正的形象，他全神贯注，看得入迷，没讲一句话。

    真实的高君曼兼具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特质，不仅贤惠、善良、明理，还深明大义、知书识礼、追求进步。她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约15年，这也是陈独秀的“高光”15年——从创办《新青年》到五四运动再到建党伟业。高君曼支持陈独秀的革命事业，也对建党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高君曼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1886年生于安徽安庆，父亲是清朝安庆府副将高登科。从小，高君曼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性格活泼，自由成长。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高君曼虽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请塾师上门，教她读书识字，后来还千里迢迢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在那里，高君曼进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眼界逐渐开阔。放假回到安庆时，在姐姐家中接触到陈独秀。“与姐姐高晓岚相比，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更多好奇、关注和赞成。”徐光寿说，当陈独秀为赴日本求学的差旅费与高晓岚发生争执的时候，高君曼则对陈独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老渔阳里2号向北约100米，是新渔阳里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所在地。走入里弄深处，可在角落里发现一间教室，外墙挂着魏碑体书法铭牌“外国语学社”。

    这个洋气的名字不过是个掩护，实际是送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而创办的学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这里。外国语学社学员许之祯曾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应是当时名媛的样子：思想独立，追求进步；因志同道合而选择爱人，忠贞却不依附。高君曼甚至曾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坐牢，出狱后依然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辅德里625号

    就在渔阳里2号，高君曼还当了“红娘”，成功撮合李达与王会悟，高君曼做了桌菜，就算是简单的“婚礼”。

    王会悟终生未入党，却是建党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1919年底，王会悟在家乡积极声援五四运动，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在同乡沈雁冰的介绍下来到上海。

    王会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的印迹。经张佩英介绍，她结识了上海学联评议长何世桢，暂住何家一周。后经介绍，她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兼任文秘工作，受该会负责人徐宗汉（黄兴夫人）赏识，转住徐家。

    当时的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博文女校，这里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来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的演讲，在协助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王会悟能力迅速提升，还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与王会悟一见如故，又把王会悟引荐给陈独秀——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新青年》编辑部，她又认识了李达。

   李达也是陈独秀当时筹建中共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就住在渔阳里2号一楼《新青年》编辑部隔壁的房间里。

    进出渔阳里的这些人，都让王会悟充满敬佩。当她得知编辑传播先进思想的刊物工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时，就自告奋勇站了出来。陈独秀欣喜不已，随即让高君曼把王会悟接来渔阳里二楼居住，方便工作。在渔阳里，她经常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而让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共产党》。

    李达王会悟婚后半年，中共一大在距离渔阳里2号不远处的望志路106号召开，当会议中途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赞同：到浙江嘉兴南湖去，那里不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车，来去方便。

    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

    以这样的方式，王会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她们被历史铭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开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师有高君曼、王会悟、向警予。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形势逆转，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面临着背叛与忠诚的生死抉择。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就义；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就义，同一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就义；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就义，这一年，高君曼贫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颠沛流离多年后，晚年回到老家，租种田地为生。临终前，她还不知道蔡和森已经壮烈牺牲。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后，提笔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葛健豪不是中共党员，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第一位非党员传主。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以95岁高寿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从未居高位，却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100年前，无论是葛健豪，还是高君曼、王会悟，她们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看似机缘巧合，其实是历史的必然。100年大浪淘沙，有牺牲也有贪生，有忠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卑鄙……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们会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会更清晰理解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秘密。

    人终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历史铭记。（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