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胜男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应对危机能力缺陷背后，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
曾几何时，这种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并未引发太大争议，尤其是本世纪初，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印度则依靠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出口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在“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服务业提前取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受到不少国家推崇，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工业化” “退二进三”被看作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象征。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体虚畏寒”的真相。
制造业的早衰导致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缩减，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变为“哑铃型”，财富日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少数高素质劳动力得以进入金融、互联网等高附加值行业而获得高收入，大多数劳动者则做着低端服务业工作，由于严重缺乏议价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报酬。长此以往，劳动者内部形成“内卷”，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凸显，底层民众情绪发酵，社会冲突与矛盾日益上升。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近期不少学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背后也有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有鉴于此，新一轮产业革命很可能导致国家间的两极分化，那些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将被甩在后面，甚至出现经济倒退，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也可能被长期固化。（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