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人员记忆中的毛主席沪上之行

    自1953年至1966年“文革”初始，毛主席先后数十次来上海，无论是主持召开会议，视察工作，还是接待外国来宾、接见社会各界人士、观看文艺演出，毛主席的每次沪上重要活动背后，都凝结着上海市公安局安全保卫人员的心血汗水。而且，在朝夕相处中，毛主席与他们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情谊。

    1953年12月下旬，为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行，于26日深夜抵达上海，27日即赴杭州。虽然只在上海短暂停留一日，但毛主席的此次沪上之行却显得尤为特别，这一天不仅是他的60岁生日，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来上海。

    为了保卫毛主席的上海之行，在上海市委的直接部署下，上海市公安局从警卫处抽调了精兵强将，由公安局局长梁国斌，副局长黄赤波、王鉴亲自带队，组建了一支特别的保卫队伍，负责毛主席上海之行的安全保卫工作。

    除了安排一般的警卫安保，黄赤波副局长和警卫处处长王济普还亲自上阵，同来自中南海的几位中央警卫人员组成核心小组，共同完成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工作。

    从此以后，这支特别的警卫队伍就担负起了毛主席来沪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自1953年至1966年“文革”初始，毛主席先后数十次来上海。毛主席的每次沪上重要活动背后，都凝结着这些警卫人员的心血汗水。

    毛主席初到上海时，专列在近郊停留。毛主席白天坐汽车前往市区参加活动，晚上又坐车回到专列休息。黄赤波、王济普不仅白天贴身护卫，晚上也要守在专列值班。毛主席曾多次在专列上召开相关会议，召集各方面领导同志谈话，还在专列上接见过外宾。有时工作间隙，毛主席也会去专列停留地附近的农田看看庄稼。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出行方便，专列不时在路口和停放点移动，以便毛主席上下车。虽然毛主席专列停靠在户外，且时间较长，但由于警卫人员精心部署，缜密安排，周围群众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察觉。

    为使毛主席来上海有一个安全、安静、适宜的住处，在市委领导的直接过问下，黄赤波、王鉴和王济普等又想方设法为毛主席寻找更理想的住处。刚开始，毛主席在华山路原太古洋行大班的旧宅（现兴国宾馆一号楼）住过几次，虽然保卫工作开展顺利，但该处附近有重型机械厂，深夜机器声噪音较大，而且当时没有空调，室内温度很难控制。后来，他们又请毛主席住进锦江饭店，但环境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1960年初，黄赤波带着王济普和马锐又先后去看了虹桥俱乐部、舞蹈学校、空军上海医院和佘山等地，都感到不甚理想，不是地方太小，就是离市区太远。后来，他们发现虹桥路姚家花园一带有多个别墅空着，且连成一片，那里离市区很近，距专列停靠点也不远。经请示市委并获同意，决定在这里建造上海市委414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西郊宾馆。

毛主席反对把他和群众隔离开来

    1961年4月，414招待所正式启用。上海市委决定由市公安局警卫处负责日常管理。1961、1962、1963年，毛主席来上海时都下榻于此。备战期间，这里还有部队配备了一定的作战火力。

    毛主席一向反对为了他的安全把他和群众隔离开来。他到工厂农村视察，看到工作一线的工人、农民，总是热情上前，亲切握手，哪怕对方正干着活，手上沾了油污或泥土，也不以为然。

    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由杭州抵沪，在陈毅、罗瑞卿、钟民、许建国、荣毅仁等陪同下视察江南造船厂。他参观了船体车间内加工工厂，以及正在建造中的我国“03”第一艘潜艇。参观过程中，工人群众欢呼雀跃，蜂拥而至，秩序一时难以控制。警卫战士们以他们高大的身躯筑成了人墙，保证毛主席的视察活动顺利进行。

    第二年9月18日，毛主席到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观看职工贴出的大字报，了解工厂政治运动情况。他走过第一个车间，工人们都未有察觉。当时正逢中午，有几个工人走出车间去吃饭，看到毛主席在厂区看大字报，立即赶回车间奔走相告。一时间，工人们从厂区四面八方拥来，不一会儿，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毛主席团团包围。只见他们又蹦又跳，高兴地流下了热泪。

    大字报是看不下去了，毛主席只得上车离开。他深深理解群众的心情，有一次，他对警卫人员说：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是对的，但是，中国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为什么要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众是不对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被特务打死也比脱离群众好！

    话虽这么说，但毛主席对于上海警卫人员的工作还是非常配合的。毛主席的出行行动路线既是高度保密也是灵活机动的，每次外出开会或视察，上海警卫人员都会至少提前一小时得到通知，以便有时间进行安保准备。这样，特务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危险隐患。

毛主席请客不拘于形式

    在警卫人员的印象中，毛主席请客，并不拘于形式。接待外宾，他主张礼仪从简，宴会时间也不要太长，菜也不要上得太多。有一次，他甚至提出就两个大炒锅为主菜。他说，外宾来上海，不是为了吃，而是想和我们多谈点两国间交往方面的问题。

    毛主席在请吃方面看似随意，然而在接待方面却相当严谨。一次，陪同来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不在，毛主席就一定要上海外事处长在电话里直接交代工作。他一再强调说，如果不这样做，一件事转了两三个弯后就很可能走样。

    1957年，毛主席在兴国宾馆招待六七位党外民主人士。毛主席请他们吃饭，桌上却没有鱼、没有肉，更没有海参鱼翅等高档食料，桌上仅放着四个炒菜和小米干饭。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都很有钱，大饭馆里美酒佳肴也吃过不少，所以，我今天请你们吃的都是你们很少吃到过的。在座的几位先生于是连声慨叹说：“别说很少吃到，这些菜平时连看都没有看到过啊。”

    毛主席做统战工作，吃饭不是主要，然而恰恰是这一顿小米饭，让来自十里洋场大上海的党外民主人士看到了共产党人凭借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精神世界。

    1961年5月1日，毛主席在上海过“五一”节。为了减少地方上的麻烦，也为了外出巡视工作的方便，毛主席专列又停回近郊。那天晚上，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受毛主席委托，专门邀请上海负责警卫工作的黄赤波、林德明、王济普、张玉华等人到专列上去就餐。因临近端午节，毛主席请他们吃了粽子。席间，毛主席还高兴地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给大家助兴。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以及6月5日至7月10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参加了会议。

    有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36个小时没睡觉，一个劲地埋头看文件、批文件。警卫人员每隔半小时伸头进去看看，又怕打搅了主席，惹主席生气，于是，变着法地动员主席身边的护士、电报员、摄影师，找各种理由进房间提醒他—下，为啥还不吃饭、不睡觉？

    在大家的“督促”下，主席总算吃了两顿饭，可他说还有点文件没看完，仍是不睡。主席太辛劳了，警卫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长此以往，主席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主席不注意休息，警卫人员就只能在他的伙食和营养上想尽办法。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期间，林永祥既是警卫人员又兼管财务，他知道主席每天的伙食标准才两三元钱，吃得很简单：一碟子青菜、一碟子辣椒、一小块鱼、一碟子豆芽菜、一小碗汤，甚至一只苹果也要分两回吃，一支烟也要分两次抽。

    既然不能增加伙食预算，林永祥和警卫员们寻思着，干脆把自己养的两头猪给杀了，给主席烧一锅他最喜欢的红烧肉尝尝，好改善伙食。要知道，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已经连续7个月没吃肉了。谁想到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坚决不同意，一定要警卫人员将猪肉拿出去卖掉。

    当时，414招待所里种了大量花草绿篱，毛主席看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吃的是粮食，不是花草。”黄赤波听了毛主席的话，就和王济普以及其他警卫人员一起，连夜搬走了草皮，调来了拖拉机翻地，种下粮食、油菜，以后又养了鸡、鱼等，并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了非常高兴。待到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毛主席在招待所接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后，都会邀请外宾在院内散步参观，每当毛主席外出时，也总爱在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旁走上一段路再上车。（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