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姝廷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帮助重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
1936年，冯雪峰从延安到达上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恢复遭破坏后的上海地下党同中央的联系。冯雪峰于4月25日到上海后，住在鲁迅家中。经鲁迅介绍，4月下旬，宋庆龄会见了冯雪峰，她听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非常高兴，说很久没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了。根据宋庆龄的要求，党派李云作为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
与此同时，冯雪峰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与上海的中共党员接上了联系，并积极筹建电台，恢复了中央与上海党组织的通讯联络。
促成国共两党初期接触
1936年1月初，宋庆龄在寓所秘密约见中共党员董健吾，委托他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此事系国民党中央通过宋子文委托宋庆龄，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
3月4日，博古将张闻天、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的电报交董健吾，请其转南京。
该电文曰：“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如此，宋庆龄在国共两党分裂十年之后帮助它们恢复了面对面的接触。
8月，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宋庆龄无法赴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她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后，决定委派钱俊瑞为代表前往参加，并请他代表自己在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和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
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表示对其革命救国言行的无限敬意：“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随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活动。”
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赴西安，布置“剿共”事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拘禁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10余人，并发表《对时局宣言》和通电，提出8项救国主张。是日晚，孔祥熙请宋庆龄公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宋庆龄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对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到了12月中旬，孔祥熙、宋子文等前往宋庆龄寓所请求她出面与中共联系，务求保住蒋介石的生命。宋庆龄将情况通报给了潘汉年，并征询他的意见。潘汉年亦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赴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通报给宋庆龄，同时建议她敦促宋子文、宋美龄等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团直接商谈，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庆龄一直保持着清晰的决断和态度，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1937年2月12日，宋庆龄同何香凝一起向蒋介石递交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竞革命之功业。”2月15日，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宋庆龄一改往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再次重申其一贯立场，“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也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1月，宋庆龄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保持着清晰的决断和态度，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为促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据《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