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英雄”半个世纪的漫漫回家路

    全国解放后，开国元帅徐向前、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宋侃夫、邮电部原部长王子纲、外交部原副部长马文波、北京军区原司令员徐深吉、总参三部原政委陈福初、乌鲁木齐军区原司令员肖全夫等高级干部，多方谋划商议，希望调查了解在长征路上牺牲的原红四方面军二局（电台）局长蔡威的家世与遗属情况，以便对其遗属进行优抚与安置，让烈士英灵能得到安息和慰藉。

    蔡威是个神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在侦破敌电台工作上的突破，红四方面军在历次征战中和后来红军长征中发挥了特殊的重大作用。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军长征打灯笼的人”，张国焘称他是“千里眼”和“顺风耳”，徐向前称他为“无名英雄”，陈昌浩称他为“活菩萨”。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身在红四方面军的蔡威领导的电台，跟踪侦听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电台联络，破译后经徐向前等首长确认再发给中央红军，在军事情报上对中央红军予以了重大援助。

    然而，1936年9月22日，就在红军部队过完草地到甘肃岷县时，蔡威因过度劳累，又染上重伤寒病，不幸病逝，年仅29岁。

    可是，蔡威牺牲的消息，却无法传递到故乡，也无法告知家人。原来，蔡威1931年由上海进入鄂豫皖苏区进行革命工作后，便没和家中联系过。蔡威的身世及其遗属的情况也就成了一个谜。

    那么，蔡威究竟是谁？原来，蔡威原名蔡泽鏛，乳名蔡景芳，1907年3月出生于福建福宁府宁德城关镇（今宁德市蕉城区）一个大户人家。据记载，蔡氏始祖是北宋名臣蔡襄。蔡威高祖蔡志谅是人称“蔡百万”的闽东首富，而蔡父蔡祖熙，也曾出任过湖南湘潭知府。

    蔡家是宁德第一大族，蔡威6岁开始上学，15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城关医生薛雨秋的女儿薛品瑄结婚。不过，蔡威在福州、上海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熏陶，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放弃学业，受党组织的派遣回福州。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蔡威被捕。因共产党员身份没暴露，家里人挑了两担银洋到福州将他营救出狱。

    虽然革命受阻，但蔡威的母亲一直很支持儿子的活动。1927年8月，蔡威为了寻找组织，决定去上海，母亲考虑到留在宁德确实很危险，便同意了。只是不想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年仅20岁的蔡威重赴上海后，在法南区找到了党组织，尔后正式化名蔡威，代号“C小姐”。此后，他一面在同济大学以求学为掩护，一面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同年10月，蔡威的妻子薛品瑄生下一个男孩。次年，有个做生意的老乡恰巧碰到他，告诉了他这个喜讯，他喜笑颜开。不久，他托人寄信回家，说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蔡植生”。从此再无音讯。而家里把蔡威的儿子按谱系起名为蔡作祥。

家人苦苦找他几十年

    解放后，蔡威的儿子蔡作祥曾多次给上海市委去函要求帮助调查，上海市委也曾委托公安局多方查找，但因蔡威去苏区时是由中央特科派出的，事关机密，不仅很少人知道，更无档案记录，因此，虽竭力寻访，终无所获。

    蔡作祥一家在1950年被认定为革命烈属之家，蔡作祥被安排在霞浦县银行工作。1955年，宁德县蕉城镇崇文街认为失踪的蔡威不合烈士资格，因而，蔡家的军烈属抚恤待遇被取消。

    1957年，受“左”倾路线影响，蔡作祥因家庭出生地主及社会关系被定为“不纯分子”，被清洗回家，靠在城郊村落当民办教师维持一家六口生计。1974年，蔡作祥带着太多遗憾去世，他一生未见过父亲，也未弄清楚父亲的情况，临终前，一再嘱咐妻子和4个孩子要继续寻找。

    就在家人快要失去信心时，1981年底，宁德县委党史办收到了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陈应中（注：1926年任中共福州地委党团组织部部长）从广东寄来的一份证明材料。

    材料中提到1926年福州地委派往宁德工作的有两名党员，其中一名叫蔡泽鏛（即蔡威）。在这之前，党史办一直把郑长璋视为北伐战争时期宁德唯一的中共党员。蔡泽鏛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宁德党史的一次重要的发现。

一批将军接力寻亲

    就在亲人努力寻找时，蔡威的战友亦在不断努力寻觅烈士的籍贯和遗属。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王子纲（邮电部原部长）、马文波（外交部原副部长）、徐深吉（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陈福初（总参三部原政委）、肖全夫（乌鲁木齐军区原司令员）、李永悌（总参三部原副部长）……这些老同志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天各一方，工作繁忙，但每次见面，总要提及寻找情况。

    马文波是1932年8月到鄂豫皖苏区认识蔡威的，当时蔡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二台台长，马文波任教官。两人一起战斗、生活了4年，不仅是好搭档，也时常促膝谈心。马文波得知，蔡威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家在福建福宁府，祖上曾在四川做过官，本人已婚育有一子……甚至还提到一个细节，家里藏了一把石达开佩剑——青钢宝剑。

    正是由于对蔡威的熟悉和了解，使马文波在调查蔡威籍贯和亲属的过程中，占有很大的主动权和辨识判断力。1982年，曾经有人冒认蔡威亲属，被马文波识破。

    1985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开始。这时，党中央拟派宋侃夫到一个省做联络员。宋侃夫提出：“就请中央把我派往福建吧。这样，一方面我可做好联络员工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查找一下蔡威烈士的亲属。”

    在福州，宋老利用工作之余，向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介绍了蔡威的情况，讲了自己和众多老同志寻找烈士亲属的心情。项南听后非常重视，借一次开会之便，向地、市委的领导同志们作了布置。

    事有凑巧。1985年农历正月初六，蔡述波（注：蔡威之孙）和哥、姐、姐夫等人到宁德地委党史办黄垂超副主任办公室反映有关祖父蔡泽鏛的情况。黄主任说：前不久，省委党史办和省军区受一位老领导委托，到闽东查寻当年在长征途中牺牲的一位名叫蔡威的红军干部和他的亲属。蔡述波听后，几乎是惊叫起来：“蔡威就是蔡泽鏛，我祖父就是蔡泽鏛！”

    接到宁德地委的汇报，宋侃夫等蔡威的老战友先后在北京接见了蔡述波，并向他询问蔡家的具体情况。

    马文波问道：“你们家是否收藏着一把石达开的宝剑？”

    “不知道。”蔡述波又表示：“蔡家的人在宁德的很多，回去后我一定仔细问问。”

    不久，蔡述波回信道：“确曾收藏过石达开的一把宝剑，名‘青钢宝剑’。原保存在他堂叔蔡作柯家里，1956年土改时交上去了，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马文波立即派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查找，但得到回答非常清楚而又明确：“本馆从来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宝剑。”马老又电请南京军区协助查找，答案仍是没有。

    1985年6月，马文波夫妇特意从北京赶到福州。第二天，蔡作柯在文化馆陈馆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招待所。马文波开门见山地提出：“请您谈谈石达开那把青钢宝剑好吗？”

    蔡作柯随即谈了如下情况：“这把宝剑有三尺多长，剑柄的前面有‘青钢宝剑’四字，剑身两面都镌有‘二龙戏珠’的精细花纹。剑身亮晶晶，光灿灿，非常锋利。小时候，我常舞弄它，竟把剑柄都弄破了。为此，我父亲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通。1956年土改时把剑交上去了。”

    蔡作柯说，身在泉州的文化馆老长可以证明，因为当年这把剑是经他手送到专署的。一行人于是匆匆赶往福州省博物馆。令人欣喜的是，剑真的找到了！它静静地置身于仓库的一个角落里。

    此剑为权威性证据，至此，寻觅蔡威亲属的工作圆满结束。

    当时，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和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程序，先后来到宾馆看望马文波，都高兴地说：“马老呀！您干了一件大事，干了一件大好事！真应该感谢您啊！”时年74岁高龄的马文波激动得热泪盈眶……（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