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创办始末

  • 胡卓然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此后不到半年,在山西晋城就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干部教育学校——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华干)。
        它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史册里记述的“边区第一所以吸收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干部学校”,也被誉为“我党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抗大式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在晋东南开办,适应了山西抗战形势的需要,为敌后战场输送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

    从河南新乡迁至山西晋城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的前身,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事委员会书记朱瑞在河南新乡设立的豫北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
        七七事变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鉴于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的状况,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处长李世璋托人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山西太原的周恩来请求,速派得力干部协助一战区的政治工作。
        1937年9月初,朱瑞受周恩来派遣,从太原赶赴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北邢台,参与一战区政训处工作。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朱瑞为上校主任秘书。后因战局不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从河北邢台撤至河南新乡。朱瑞与程潜协商后,在新乡设立了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借住在新乡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社办公。朱瑞担任联络处主任,以公开身份开展统战工作。
        在新乡工作期间,朱瑞和当地驻军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合作开设了带有统战性质的训练班。
        张轸在北伐战争时曾和共产党有深入合作。北伐战争中,张轸亲眼看到共产党员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夺取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回忆道:“共产党员林祖涵(林伯渠)是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军队政治工作做得好,官兵的政治觉悟亦同时提高。每个官兵佩戴的胸章后面,都印有‘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四句话。”为此,他表示对共产党人“有好感”。
        1937年9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退到新乡时,张轸作为师管区司令正在征集新兵。豫北师管区专门成立补充营,用以储备应征的新兵。为了给补充营及时提供军官和军士,张轸在新乡设立了军官军士训练班。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再次合作的背景下,张轸听闻朱瑞是八路军的著名将领,立即邀请其担任教官。朱瑞觉得这是一个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的有利阵地,于是答应了张轸的邀请。
        新乡作为当时的交通枢纽,云集了大批奔赴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为了借助豫北师管区军官训练班的名义而公开培养我党急需的抗日骨干,朱瑞与张轸协商又在培训班里组建起学生队,以对青年学生进行训练。
        在多方配合下,朱瑞掌握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课堂上,他极力向学员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听了朱瑞的讲授后,学员们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7年12月,在日军的进逼下,新乡的国民党军开始向黄河南岸撤退。当时,程潜和张轸都劝朱瑞和他们一起过黄河。朱瑞以处理训练班善后事宜为名,仍留在百泉工作。随后,考虑到张轸等部撤退后,训练班必须在抗战前线重选合适地方继续开办,朱瑞遂暂时离开百泉到周边地区为办学选址而奔走。
        不久,留校学员接到朱瑞的通知,按要求立即动身前往山西晋城,在那里继续训练班学业。
    在晋城正式开办华干

        朱瑞为何选择把训练班从河南辉县百泉村迁入山西晋城呢?
        首先,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赖若愚于1937年12月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的公开身份赴晋城,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他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其次,晋城当地国民党驻军团长阎揆要是中共地下党员。考虑到有上述两个方面有利条件,朱瑞决定把训练班迁入晋城县城。此外,从实际交通情况看,晋城当时有连接山西、河南两省的交通要道——晋(城)博(爱)公路。训练班同学从河南博爱县乘车即可前往晋城,可以避免徒步穿越太行山脉,从而实现快速转移。
        据训练班学员赵洛方回忆,1937年12月15日,学员们到达晋城,随后和朱瑞会合。在12月中旬太原沦陷、山西危急之际,一个全新的、党领导下的干部教育学校在山西境内开办起来了。
        为适应统战环境、便于开展工作,学校仍然使用统一战线性质的名称。朱瑞重新通过八路军和国民党河北民军的统战关系,为这一学校定下完整的名称——河北民军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实际上只是借河北民军的名义办学,从在山西成立时就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运转的。训练所的整个教学工作和党的工作重担都落在朱瑞的肩上,招生、选配教师、制定教学方针、组织教学、筹措资金等工作,他事必躬亲。
        随着河北省大名县等地沦陷,河北省立第七师范校长王振华、教务主任晁哲甫,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孟夫唐率领爱国师生撤退到山西境内。在朱瑞的指导和帮助下,王振华、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也参与到训练所的办学中。这两所学校撤退时带走的款项也统一交给党组织,作为开办训练所的经费。
        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校址位于晋城县城的私立崇实中学,办学条件十分优越。
        当时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同学们课余进行分组讨论时,王振华、晁哲甫和孟夫唐等教育家会在讨论会上对同学们进行辅导。校园里的“民先”组织也健全,定期召开生活会,大家分别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大家也积极参加出墙报和歌咏队等课外活动。
        华干当时的学员里还有来自日本的反战人士、后来成为革命队伍里第一位日语播音员的原清志(中文名程清子)。原清志到晋城后,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华干学员日语。当时,大部分同学参加革命前仅学过英语,他们通过华干的学习,第一次对日语有了一些了解。
    培育出一批敌后抗日骨干

        就在群山环抱的晋城县城里,华干送别了全国抗战的第一年,共同迎来1938年。
        各位学员在华干接受培训时,并不是仅仅学习理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委员、中共北平大学法学院支部书记、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陈沂,当时也受朱瑞邀请前往晋城,到华干担任教员。陈沂后来回忆华干有4门固定功课:“一门叫政治常识,一门叫群众工作,一门叫统一战线,一门叫游击战争。”其中,朱瑞讲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两门课程,刘子超讲授政治常识课,陈沂讲授群众工作课。
        同学们常常在群众工作课老师兼学校群众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沂的带领下,通过实践巩固学习内容。他们走出课堂,走出晋城县城,到学校驻地周边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实践。这样的培训模式迅速提升了每一位学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开展工作的能力。并且,华干还举行野外军事演习,让学员们在接受短期培训后很快可以胜任敌后抗日斗争工作。
        1938年2月,侵华日军迫近晋城。为唤起民众抵御侵略,华干学员立即毕业,分别到晋南、豫北各县开展抗日活动。华干在晋城持续开办50多天,毕业学员约有270名。这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随即走上敌后工作的一线。
        根据统一战线的要求,华干少数学员被安排到国民党部队从事统战和政治工作,大部分学员成为敌后游击队的骨干。
        华干还有部分教师和学员奔赴华北其他地方,成为开辟当地敌后斗争新局面的骨干。例如,参加华干办学的晁哲甫被派回河北省直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被中共直南特委任命为中共边东(清丰、南乐县东部)县委书记,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学员刘耕夫被分配到河南省北部的淇、浚、滑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华干毕业学员里十余名男女青年知识分子,由中共太南特委派往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的河南林县开展地方群众工作,为建立党组织打下坚实基础……
        华干的干部教育并没有在1938年2月彻底结束。在以毕业学员为骨干的游击部队中,以华干名义开设的训练班仍一度招生和教学。1938年5月,以原华干教职员和重新返校的部分学员为骨干,在山西沁县大端村又组建起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晋南干校),朱瑞担任校长。该校的游击战术课曾由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亲自讲授。晋南干校在1938年秋季停办时,部分教职员和学员并入抗大一分校,从此汇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洪流之中。(据《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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