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1日，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在西柏坡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克服了地位的悬殊,跨越了年龄的鸿沟，共同生活了近20个春秋。他们的爱情朴素无华，却坚如磐石。
在延安相识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我由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注：王光美是由北平地下党推荐给北平军调部的），不能再留在北平，于是决定去延安。
到延安后，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去参加了一个舞会，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那天，周恩来和少奇都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
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
第二天，徐冰同志（曾任北平军调部联络部长）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这样，我们到了少奇的窑洞。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
1947年3月5日，黄华同志（曾任北平军调部新闻处长）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他记住这件事了。
那次见面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主要是请教一下自己入党的问题。少奇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
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
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
少奇要我跟他走
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转移的时候，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
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路过蔡家崖。（注：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
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
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
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真正参加土改，不能不明不白地走了。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组织上说我表现很好，但是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家庭情况，不好突然离开。所以，我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在西柏坡重逢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
我回到中央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一次，王炳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在交谈中，少奇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少奇这句话，之后的星期天我去找过他一次。那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说自己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
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
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我对这事很慎重，特别问了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我又先后找了邓颖超、李克农同志。
我觉得我和少奇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难忘的结婚“仪式”
在西柏坡一来二往，我和少奇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了。
入党申请批准后，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1日，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原料，做了一个大蛋糕。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
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据《新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