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徐世昌日记里的“做官秘密”

    徐世昌，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自幼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但仍然典当以延师教子，并亲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想得到其中两份，母亲就会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他食用。等到年纪稍大点，每交一个朋友，母亲必察其人品如何，如果是贤才，就款以美食，否则，立刻要求他断绝往来。

    正是在母亲的督促下，徐世昌后来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做编修。不过，“板凳要坐十年冷”，徐世昌在翰林一住9年，始终籍籍无名。直到第十年，即1895年12月，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旧相识，关系非同一般。当时，袁世凯已然发迹，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以道员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他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组成了一支近7000人的“新建陆军”。为了控制这支新军，袁世凯开始网罗八方人才，困在北京、日暮途穷的盟兄徐世昌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

    1897年7月，袁世凯征得徐世昌同意后，拟了一道条陈，亲自赶往北京，面陈光绪皇帝，奏请外放徐世昌，以翰林身份兼管新式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房处帮办，实为秘书长角色。同时，袁世凯特地奏请光绪皇帝，保留徐世昌一系列含金量不高但却体面的职务——翰林院编修、国史办协修、武英殿协修。

    这一年，徐世昌已整整42岁，但是，机遇不怕晚。在小站的两年，徐世昌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一段。

    徐世昌本是文人，在小站要发挥特长。他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13册，筹划全军的训练及教育。

    正因为徐世昌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中的重要作用，他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和军师，新军上下皆称其为“徐相爷”。袁世凯不在军中，徐世昌便是当然长官。因为徐世昌的幕人相助，袁世凯带出了日后影响中国政权的北洋集团。有人说，其实徐世昌才是北洋军队的灵魂，话虽有些过，但足可见徐世昌的作用。

做官秘诀唯有“谨慎”

    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袁世凯一度被维新派寄予希望。康有为曾派学生徐玉甫到小站游说袁世凯，两人“相谈甚欢”。为此，不少人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主要是因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

    但根据《徐世昌日记》推断，当时徐玉甫可能没直接见到袁世凯。而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来了，见了徐玉甫。第二天，徐玉甫便赶回京城。这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方面的某个重要信息。

    不过，徐玉甫走后第三天，小站就进行了以防守为主的夜间演习。根据日记，这是徐世昌在小站两年间唯一一次夜间演习。“这说明徐玉甫的到来，让袁世凯和徐世昌感到某种危机。”

    此后，袁世凯进京，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发动兵变，抓慈禧，救光绪。这是戊戌变法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天徐世昌也在北京，日记中写道：“闻英舰逼近大沽。”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在巨大压力之下，袁世凯回到天津，徐世昌则和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见面。徐世昌已经预见了维新派前景不妙，告诉这位维新派挚友尽快脱身。

    显然，徐世昌也好，袁世凯也罢，一开始就对维新派有相似的预测。甚至，徐世昌针对局势，还曾帮袁世凯做了如下分析：“当今皇上虽是一国之主，但毕竟亲政时间短，又没有培植出自己的势力，身边只有一帮手无寸铁的书生。相反，太后历经同光两朝，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带兵大帅，哪个不是她的心腹?孰优孰劣，结果分明。”

    结果众所周知，1898年9月21日早晨，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之后，徐世昌与袁世凯一道离开小站，回翰林院供职。但徐的名望与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他从一个穷翰林扶摇直上，一路升到军机大臣、尚书、总督、钦差大臣，升迁之快，在清代历史上堪称异数。

    徐世昌有“水晶狐狸”的绰号，形容其圆滑。但不能不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既谨慎，又有士人的格调。比如他和袁世凯的友谊就是这样。

    徐世昌和袁世凯关系至深，仕途上一直多有扶持。早年，袁倾慕徐的才气，徐看好袁的志向。袁世凯曾送100两银子给徐作为进京考试盘缠。而1911年，清廷搞“预备立宪”，请徐世昌当协理大臣，徐坚决请辞，逼清廷用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又是徐世昌出面邀袁世凯出山。

    不过，到了1915年，袁世凯野心膨胀，蓄谋称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不得民心。二人逐渐产生裂痕。

    袁世凯称帝后，称徐世昌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在日记中暗骂袁：“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徐先去山东，又到河南。就是为了躲袁。

    最终，称帝闹剧仓皇收场。袁世凯病危时，曾电召隐居河南辉县的徐世昌见最后一面。而这一次，徐世昌没有推辞，急急而来。当时，袁世凯说：“菊人来得正好，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徐世昌在当天日记中悲伤地写道：“数十年老友一旦怛（音同达）化，为之痛哭。”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徐世昌继任总统之时。1918年，军阀段祺瑞、冯国璋为争总统之位相持不下，徐世昌手无一兵一卒，却因各方妥协而被拱出，成为“理想人选”。日记记载，徐世昌对这个总统之位颇感踌躇，甚至面见前清废帝溥仪，请示能否当总统。在得到溥仪的肯定答复后，才欣然接受总统之位。

    不过，徐世昌当总统之后，正值南北军阀混战。他提出“偃武修文”，希望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副总统之位留给南方。他由此得罪了直系军阀曹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徐世昌为防事态扩大，答应了学生“惩处卖国贼”的请求。

    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直系得胜后，曹锟逼走徐世昌，迎回黎元洪当总统，自己在幕后控制。徐世昌被迫离开总统府，迁居天津英租界。

大事不糊涂，宁死不当汉奸

    徐世昌下野之后，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大事不糊涂，很有气节。当时有人策划拥立清朝皇帝归位，动员徐世昌当拥立清帝归位的带头人，徐世昌根本不为所动，并且不止一次对说客说：“你们不要来了，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原来和袁世凯关系很好，后来袁世凯称帝，我们就开始疏远了。我当过民国大总统三年半，我咋会去迎驾清朝皇帝呢?”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徐世昌的老朋友曹汝霖专程从北平到天津，游说徐世昌说：“南京是亲英亲美派当权，让日本在中国权利受损，日本才和中国打仗的。大总统假若能够出山，和日本签订亲善条约，日本就会撤兵。”

    天津汉奸市长潘毓桂让徐世昌的侄子徐一达告诉徐世昌，只要徐世昌答应担任华北的领袖，就把北平市长的位置给徐一达。徐一达谢绝传话，徐世昌最后知道了，对徐一达说：“国破了，让我去当华北领袖，不就是当汉奸？那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徐世昌叮嘱侄子离开天津，千万不要去当所谓的北平汉奸市长。徐一达于是离开天津去了上海，以躲避就任汉奸职务。

    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见面，徐世昌以有病为由，拒不见面。土肥原找到徐世昌的学生金梁去拜见徐世昌，对徐说：“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想拜见老师，请老师出任华北领袖，只要你同意，就再请宣统皇帝正位。请徐大总统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徐世昌说：“我多年有病，精力已衰，不能就任那个什么华北的领袖。”

    金梁说：“我来是为了老师的晚盖，人人都个晚盖，望老师有以自见。”（注：晚盖是“以后善掩前恶”的意思。）

    徐世昌听到金梁这样说，很是愤慨，老泪纵横说：“没想到遇到这样的学生，没想到这个年纪，还有汉奸学生让我当汉奸！”说罢拂袖上楼，从此再也不见学生金梁。

    1939年春末，徐世昌得了膀胱炎。1939年夏天病故，享年85岁。（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