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四老”抗战时期出山记

  •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等5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人称“延安五老”。当时，中共决定派遣一批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到各地办事处（或通讯处）担任代表，“延安五老”成了当然的首选人物。由于吴玉章在1937年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西欧做国际宣传工作，于是，在国内的“延安四老”义不容辞地出山了。

    徐特立赴长沙：身体力行促统战

        徐特立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潜心办学，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由于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以及湖南上层人士中德高望重，中共中央安排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湖南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9日，年过花甲的徐特立抵达长沙。
        徐特立回湘之日，正是张治中主湘之时。张治中是一位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徐特立多次找张治中，肯定张治中的爱国热情，与张治中交流对抗战时局的看法和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意见，坦诚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深得张治中的敬重。
        徐特立的真诚和爱国热情，感动了张治中。张治中不但支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活动，还允许中共湖南省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抗战日报》公开出版，甚至资助中共的抗日武装。
        在徐特立的影响下，张治中也赞成中共组织民众抗日的主张，组织成立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和湖南省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等组织，并聘请徐特立为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常委。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在徐特立等人的努力下，张治中顶住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的阻扰，先后释放了原红军抗日先遣队指战员30多人及其他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38年6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徐特立根据吕振羽的建议，在邵阳塘田创办战时讲学院。讲学院任教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在这里学习的人达300多人，其中有4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学习后奔赴抗日前线，不少人成了党的骨干力量。
        由于徐特立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得以迅速扩大，湖南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最富成效、救亡运动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
        1939年6月，国民党杨森部突然袭击我新四军驻平江加义通讯处，危害我一批干部（史称“平江惨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被迫停止办公。1940年8月，通讯处被迫撤销，徐特立离开湖南，回到延安。
    谢觉哉赴兰州：战斗火种的转播台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清朝最末一科秀才，早年教过书，行过医，在兰州的同乡旧谊甚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也是湖南宁乡人，和谢觉哉是同乡、同学，又是老朋友。党中央派谢觉哉担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就是基于谢觉哉和贺耀祖这段历史关系。
        1937年7月29日，谢觉哉一到兰州，贺耀祖便立即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兰州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向谢觉哉提出一些问题，请析疑义。谢觉哉则开诚布公地向这些人阐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给在场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1937年7月至12月，短短的几个月中，谢觉哉给贺耀祖连续写了十多封信，有的长达十多页。谢觉哉还让自己的夫人王定国主动与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交朋友，启发她的觉悟，不仅动员她组织甘肃妇女抗战，还通过她做贺耀祖的思想工作。
        一次次倾心的交谈，一封封爱国心切的信函，特别是谢觉哉不辞辛苦为抗日奔波的精神，感动了贺耀祖，使他终于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在重点做好贺耀祖的统战工作的同时，谢觉哉还积极争取国民党党政军各界上层人士抗日。
        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同共产党的关系较好。谢觉哉来兰州后不几天，就拜访了邓宝珊，商谈抗日问题。在谢觉哉的影响下，邓宝珊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还将二女儿邓友梅送往延安学习。
        1938年9月，谢觉哉调回延安。他在兰州的一年多时间里，殚精竭虑，勤奋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使当时处在抗日大后方的兰州，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周恩来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是“党中央领导的革命接待站、战斗火种的转播台”。
    林伯渠赴西安：广交朋友商大计

        林伯渠是湖南临澧人。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参加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被赞誉为“自辛亥革命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老战士。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年过50的林伯渠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是出入延安的门户，又是国民党统治西北、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大本营，各种斗争异常复杂尖锐。
        林伯渠主动地争取国民党将领，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
        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商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面谈或书信来往。
        为了影响蒋鼎文，林伯渠广交其下属的厅长、秘书和处长，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影响蒋鼎文。
        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和林伯渠不仅是湖南老乡，还是北伐时的老战友（北伐战争时，程潜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林伯渠是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9年2月1日，天水行营正式成立时，林伯渠专程登门拜贺。程潜驻西安期间，林伯渠便多次与他促膝长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程潜帮助解决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许多困难。
        林伯渠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做过许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想学习八路军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战地工作团。林伯渠即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中共党员）一起，帮助他招募人员，动员准备赴延安的学生和抗大毕业生到他那里工作。
        1940年，林伯渠离开西安，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
    董必武赴武汉：以文促武汇洪流

        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37年9月，在武汉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极高威望的董必武，由党中央派往武汉，负责领导该地区的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方面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52岁的董必武肩负重托，于9月初离开延安，经西安到达武汉。
        到武汉后，董必武主动登门拜访了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严重、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孔庚、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该厅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等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李书城、李范一、张难先等。
        董必武利用与孔庚的关系，组织成立了武汉抗战教育研究会。1938年1月，董必武又与孔庚协商，由孔庚出面、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帮助组织，成立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除在汉口设立有总会外，还在汉阳、黄冈、皂市、仙桃等地设立了分会，全省乡促会会员达到8000人以上，在组织发动湖北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瑛原是董必武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但后因政见分歧，一度分手。此时两人重新聚首，董必武讲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今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道理，恳切希望石瑛捐弃前嫌，为推动抗战出力。
        董必武的真诚与信任，感动了石瑛，两人商定，以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训练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开办湖北应城汤池训练班，培训抗日人才，实际工作由共产党人负责领导，有力地推动了群众的抗日运动。
        董必武与周恩来、郭沫若一起研究、商定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方针、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安排、党的活动方式，以及如何抵制国民党对第三厅的控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支持并亲自参加第三厅所组织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
        南京陷落前后，广大抗日救亡青年和爱国人士集中武汉，在董必武的领导下，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大同盟、工界服务团、妇女工作团、抗战教育研究会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在武汉建立。在湖北农村，鄂中农村合作社、鄂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等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洪流。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董必武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被迫全部撤离，转往重庆。
        1941年，董必武转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据《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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