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被误会诱杀的中共密使

    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1901年出生于辽宁营口马家屯村（今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神树村）。其父高玉麟曾任袁世凯时期的管带（骑兵营长）。高福源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后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少校团副等职。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不久，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出国前，张学良将高福源升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领悟当中深意，此后，为了能够早日收复祖国疆土，他从严治军，狠抓训练，深得部下拥戴。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0月29日夜，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歼灭，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这位长城会战中的猛将，想不到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成了内战中红军的俘虏，他认定必死无疑。但是，共产党不但没有杀他，而且给他悉心治伤，然后又请他当红军军事学院的教官。

    其间，彭德怀司令员还把他请进了自己的窑洞。他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高福源被红军领导人的民族大义所感动，主动要求回去劝说张学良将军。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高福源读到这消息，大为振奋，他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指示让他秘密宣誓入党。

身负特殊使命返回东北军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红军东征抗日，必然要借道穿过东北军辖区，于是，高福源受中共中央的秘密派遣，返回东北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

    高福源回到洛川东北军军部后，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936年6月1日，为了对抗蒋介石剪除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行动，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与湖南、江西地方军队阻击粤桂联军，大战一触即发。然而不久，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接着，“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8月中旬，“两广事变”在国内抗战舆论的推动和中共密使云广英等人的积极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眼见“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甚为得意。

    于是，命令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用来西北“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部队调离。张学良闻讯，心中惶惑不安，秘密与杨虎城商量对策，酝酿以抗日为由，对蒋实行“兵谏”。

促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面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西北红军的严重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的局面。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蒋随即飞往洛阳，调集军队向西北集结待命。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又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张学良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遭到蒋的推诿搪塞。三番五次请缨抗日均被拒绝，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领导人也遭推诿，张学良确认蒋绝无抗日意向，只有实行“兵谏”这一条路了。

    12月4日，蒋介石飞赴西安。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然后从容赴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第二天，张学良派高福源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行动总指挥是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刘多荃，奉天凤凰（今辽宁凤城市）人，是高福源的上司。

    在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蒋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扣留，因此，西安事变余波再度汹涌激荡。

    为救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对南京使用武力，一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十分尖锐，最终酿成了“二二事件”——1937年2月2日，以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久为首的少壮派突然下手，杀害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主和派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并坚持不让东北军撤出西安，还准备对抗陈诚率领的中央军进驻西安。

    自己的军长被枪杀，刘多荃非常悲痛。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后被刘多荃密令处死。同时，他又听到密报，说杀王以哲军长时，时任旅长的高福源是指挥者。2月4日，刘多荃发电报让高福源到师部开会，同时密令驻西安的高福源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待高一到，立即逮捕，就地枪决！”

    高福源全然不知是诱计，接到上峰的电令，仅带两名卫兵就驱车赶前往西安。他到师部门口刚下车，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就蜂拥而上，将他绑至院内枪杀，随行人员也遭到灭口，一并推入枯井中掩埋。

    高福源被诱杀时年仅35岁，死后下落不明。中共中央曾派特工调查高福源的去向，一时也没结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被找到，由高福源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但死因未明。

    高福源是否真的参与了枪杀王以哲事件？实际上，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高福源是王以哲的亲信好友，同时也是公认的红军信使，是当时沟通红军和东北军的桥梁。他回到东北军见到张学良，就是通过王以哲这个渠道。张学良和高福源这次见面后，陕北红军和东北军开始了密切的联系，张学良的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高福源既是中共密使，也是张学良的“信使”，他穿梭于两军之间，为建立双方友好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历史就这样给刘多荃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在一念之间，即把一个抗日名将、一位中共重要密使，葬送在了枪下。（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