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反特秘闻：抓获潜伏特务55名

    1943年5月，延安保卫部门对陕甘宁反特案进行了总结，在这场历时3年的秘密战中，我方共抓获军统特务55名，其中大多数人向我方投诚。

    1940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时任陇东中学教师的吴南山，与私交甚笃的副校长陆为公进行了一次交心谈话。陆为公是庆阳县县长，兼任陇东中学副校长。吴南山坦诚地向陆为公说出了自己参加“汉中特训班”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

    吴南山是甘肃庆阳人，高中文化，当过小学教员。1939年12月，国民党在陇东地区搞“摩擦”，吴南山丢了工作，生活无着落，他听人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班在招生，就约了几个庆阳老乡准备去报考，后来被特务骗进了“汉中特训班”。

    “汉中特训班”前身是浙江特训班，1938年在温州成立。1939年9月迁到汉中，对外称“天水行营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也称“汉训班”，地址在汉中东郊陈家营。

    汉训班是国民党军统局在抗战时期专门为培训特务设立的训练班之一。它和设在兰州的兰训班都是为派往陕甘宁边区培训特务，招收的学员大多是西北籍的中学生和知识青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兼任汉训班主任，副主任程慕颐主管实际事务。1941年3月，汉训班停办，迁往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程慕颐任站长。

    吴南山所在的庆阳，属于陕甘宁边区境内，当时还是双重政权，城内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县政府，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叫抗敌后援会，主任就是陆为公。吴南山离开陇东的日子里，庆阳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的县长被赶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庆阳成立了陇东分区，陆为公被选为县长。

    吴南山回庆阳后，写信给陆为公，托他找工作，恰好陇东分区想成立陇东中学，正好需要人，陆为公就让他当上了陇东中学的教师，并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陇东的巨大变化，以及共产党对自己信任，使吴南山越想越觉得，共产党怎么也比国民党好。于是，他决心向组织交代参加军统特务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吴南山向陆为公坦白自首。

    吴南山自首，事关重大。陆为公立即向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兼陇东中学校长马文瑞作了汇报。马文瑞、陆为公和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3人一起找吴南山谈话，鼓励他弃暗投明。根据中央社会部提出的“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的新精神，决定吸收吴南山为陇东保安科秘密外勤人员，继续与军统特务组织保持联系。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吴南山调任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中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立特务机关，不断派遣特务打入边区。1941年夏，为了把潜入边区的特务组织起来搞行动，程慕颐决定设延安联络组，组长张清林，住洛川，负责西安与延安的联络。副组长赵玉峰(化名赵秀)为总联络员，副组长祁三益兼第一小组联络员，杨超(化名杨朋)、李春茂(化名李昌盛)为第二、第三小组联络员。

    同时，派遣西安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增福(化名朱国才)到榆林，加强榆林组的联络工作。

    1941年10月26日，吴南山在延安参加边区教育科长会议后返回庆阳途中，碰见了曾在汉训班一起受训的祁三益。

    祁三益是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与吴南山一起进汉训班第四期受训，由于具有爆破技术特长，号称“爆破大王”，后留汉训班当特技教官。这时，他与派往榆林的朱增福一路同行。

    吴南山认出了祁三益，便主动上前打招呼。祁三益说，他去延安是上学，或是找个工作。他没有告诉吴南山自己去延安是执行程慕颐布置的任务。

    吴南山说，自己是庆阳县教育科长，让祁三益不如在庆阳先找个工作，再作打算。实际上，吴南山是想把祁三益先控制住。

    吴南山把祁三益带回庆阳后，立即向李甫山作了汇报。经研究，由吴南山出面，推荐祁三益在庆阳民教馆当图书管理员。

    陇东保安科对祁三益没有打草惊蛇，而是进行内外监控。很快发现，祁三益给西安写有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他与潜入庆阳分区当文书的郑崇义接了三次头。但对他来边区的真实目的还没有搞清楚。

    一天，祁三益对吴南山说，他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了要误事，要吴帮他办去延安的通行证。陇东保安科将此情况立即上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指示正在关中分区巡视工作的布鲁，赶往庆阳破案。布鲁到庆阳了解案情后，决定将祁三益抓捕突审。

    作出这个部署后，一天，吴南山邀祁三益到庆阳郊外会面，两人走到城门洞时，被事先安排在这里的陇东保安科治安股股长涂占奎抓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二人分别看管。经审讯，祁三益交代了程慕颐派他到延安的目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组织起来搞行动。

    布鲁、李甫山等研究决定，依照“化敌为我服务”的政策，吸引祁益三为陇东保安科外勤人员。

    根据祁三益的交代，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要在延安搞大的行动。案情重大，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认为这是个大案要案，如果不能及时侦破，对边区安全危害极大。

投诚反用，掌握特务情报网

    大胆“反用”联络员，是侦破汉训班特务案的特点。所谓“反用”，就是利用敌人派来的间谍特务，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

    祁三益的投诚反用，使案件侦破有了内线。他到延安后，被安排在新市场小学工作，任务是查找特务，重点是查与他一起派来的联络员。只有先找到联络员，才能顺藤摸瓜查清他们联络的大批特务。

    1942年1月，祁三益在市场沟转悠，碰见了在汉训班第三期受训的刘志平(化名刘一平)。祁三益从刘志平口中探知，潜入抗大的汉训班特务还有赵秉廉、马汝英。赵、马二人已派往陇东，在385旅工作。

    临近春节的前一天，祁三益在市场沟锅贴店发现了杨超。杨是第二小组的联络员，潜入延安后在锅贴店以管账先生做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通过杨超，祁益三掌握了打入边区银行、边区贸易局以及行政学院的几名特务的情况。

    第三小组联络员李春茂也在市场沟露面了。李春茂于1941年10月潜入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调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护士。此时的李春茂，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延安的几个月，学习、听报告，所见所闻，与在汉训班受训时讲的全是两码事。他暗下决心，不能再跟军统走了。李春茂投诚后也被反用，仍安排在军委卫生部工作。

    程慕颐派到延安来的3个联络员都已露面，其中，祁三益、李春茂已投诚反用，唯有副组长兼总联络员赵玉峰没有消息。布鲁很着急，不抓住这条“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节，延安各界3000人在文化沟举行纪念大会。布鲁带李春茂在会场入口处秘密察看，认出了夹在一队进场人群中的赵玉峰。李春茂用暗语与赵玉峰打招呼，两人离开会场，走到没人的地方进行了交谈。原来，赵玉峰先到榆林，通过国民党二十二军的关系，派到延安国民党通信局任“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

    至此，程慕颐派到延安来的联络员，都落入到了边区保安处的网中。（注：赵玉峰投诚“反用”后，后来又逃回了西安。）

“汉训班”特务案全案告破

    汉训班一案，发现于陇东，结案于延安。从1942年5月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基本掌握案情后开始收网。此时，全党普遍整风已经开始。此后几个月，一批潜伏的特务分子相继被抓捕。

    10月，中社部逮捕了潜入中央军委二局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这是汉训班特务在延安潜伏最深最危险的一个特务小组。

    1942年5月，中社部派来协助破案的叶运离、王珺在审讯李春茂时提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小组打入哪个单位不清楚。王珺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在军事学院学员档案中查到一个叫“胡耀南”的人。此人与杨子才、夏珍卿于1940年8月入抗大三分校学习，1942年春被分配到军委二局任电台报务员和机电员。

    军委二局是中央军委的核心情报部门，中社部对此案十分重视，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化名“南卫堃”向西安发送情报。胡耀南被捕后，又供出了打入延安大学的来东园(化名来朋)。

    至1942年底，汉训班特务案全案告破。据兰州公安局史志办统计，此案涉案人员共55人，其中汉训班受训的47人，浙江特训班受训的5人，未受训的2人，受训地不明的1人。（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