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武器从何来

    1919年5月5日，正当巴黎和会、中国南北和会分别在巴黎和上海召开之际，北京外交团领衔（英国）公使朱尔典代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沙俄八国政府照会中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由于中国南北尚未统一，各友邦反对重滋战端，故在中国成立为各省承认之统一政府前，将约束其国民，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及制造军火之器料”。照会还提到，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驻华公使亦有赞成。其后，列强便不顾北京政府提出的外交抗议，径自管束其国民，令之不得将军火售予中国人。

    （注：皖系军阀段祺瑞平息张勋复辟后，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悍然解散国会，废除《约法》，要成立新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新政府，任大元帅职，开展护法运动。翌年，孙中山因受到桂系军阀的排挤而去职，广州护法军政府变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的政权。南北继续陷入分裂。1919年2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出代表朱启钤，南方军政府主席岑春煊派出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会议，商谈南北和解，是谓南北和会。）

    禁运协议的达成理由虽被列强统一口径称为“推动中国南北和议”，但其实，诸国各怀心事。西、葡、巴本就跟中国没什么军火贸易，参与禁运只是做个顺水人情；沙俄遭遇国内革命，自身存亡已成问题；法国在华支持和平运动，则是与其战时盟邦合作的延伸。真正值得追问其动机的，只有美、英、日三国。

    作为商业强国和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者，美英两国确实希望看到中国和平统一，这对他们在华商业利益是极大的利好，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甚至对中国抱有一定情感。而英国则有限制中国军事发展的心理。

    除此之外，提倡军火禁运对美英还有一额外好处：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欧战期间，趁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大肆在华培植合作对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倒袁”的护国军，都在军事上仰赖日本人的援助。民国初年，中国武器进口原呈列国竞售、德械居首的局面，到欧战末期，已为日本独占90%以上的份额。

禁运协议显然不利于日本，日本之所以接受不利于自己的禁运协议，是多方面促成的结果。首先是1918年，积极介入中国内政的寺内内阁因米价风波辞职，继任的首相原敬转向与美英协调的外交路线。其次，当时中国与国际舆论都将日本视为在华滋造战端、阻止和议的恶势力，中国反日情绪尤其高涨。

非禁运国趁机抢占份额

    禁运协议条款定义不明，诸国参与又各怀心思，本就存在缺陷。更致命的是，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从未接受协议，列强在法理上只能约束其国民的军售行为，而无权禁止所有运售中国的军火。到1924年后，虽有英国利用自己的地盘及影响竭力制止，还是有大批来自德国、捷克等非禁运国的军火输入中国，对禁运实效形成冲击。

    1919～1923年是禁运前期，这期间，对军火输华的遏制效果甚好，但讽刺的是，这一时期正是禁运之参与国在扮演禁运的主要破坏者。

    1919年10月，隶属北京政府陆军部的航空署向英商订购大批飞机。飞机虽名曰商用，但暗怀待订货交齐便“实我边防”和借机发展制机技术的军事目的。此外，日本在安东（今辽宁丹东）设置火药厂，美、日、丹麦等国售予中国军阀军工机器，也都引起过一时争议。

    最早给禁运带来大麻烦的，是经列强多番游说才“加入”协议的意大利。意大利加入禁运协议有一“保留条件”：从前的军火合同不在禁运范围内。鉴于此，意大利曾将大批军火运到中国。不过，意大利军火输华数目虽巨，但只发生一次。意大利的此次违禁并没有挫败列强的禁运决心。

    然而，从1922年开始，来自捷克、德国的军火输华愈演愈烈。（注：捷、德两国关非禁运参与国。）

    捷克军火输华，都是国际掮客借道欧洲主要航运国中转而来。捷克是内陆国，并无港口可供输出，结果在中国海关的记录里，完全没有它的记录，反倒是在中国从未见到其武器的波兰，因作为中转站被记作来源。捷克军火输华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二战：国民党军队是捷克轻机枪ZB26的最主要使用者。

    德国军火输华，其政府亦非幕后黑手。一方面，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已失去在华治外法权，没有资格管束其商民行为；另一方面，根据《凡尔赛条约》（注：一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汉堡被划为国际自由港，德国政府没有足够权力控制那里的货物输出。结果，大批军火从德国运往中国，却没有人“应该”对此局面负责，因为德国对华所有军售都是纯粹的商业逐利行为。

    商业输入的军火，它们的分配并不由中国境外的势力决定，也就很难影响到国内的政治局势发展。然而，尚有一种纯政治目的的军火输入，在列强禁运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即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与冯玉祥的“无偿”援助。这些军火的到来，打破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势力平衡，并深远地改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而列强费尽心力执行的禁运政策，恰恰为苏俄渗入中国搭建了舞台。

    1920年，苏俄稳定在西伯利亚的统治后，开始找回沙俄在远东扮演的角色。他们与北京政府和奉天当局分别谈判，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索回中东铁路的特权；第三国际派代表来华，苏俄红军也在1921年开进了外蒙，但苏俄在中国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对象。一开始，他们想拉拢吴佩孚，因外蒙问题无法达成妥协，便在南方联络国民党，在北方联络冯玉祥。

    1924年9月22日，第一批苏俄输华军火自海参崴启航。10月5日，俄舰抵达虎门附近，在黄埔学生监督下起卸。1925年秋，俄援军火开始大批运至。为日本政府得到情报者就有三批，合计有步枪2.8万杆、机枪905挺（应有夸大）、炮90尊，此外还有子弹、炮弹及飞机机件。1926年，又有两批军火运来广州，此时已是北伐前夕。

    在冯玉祥一方，苏俄给予的军火多经陆路从外蒙送来，很难为列强掌握情报。根据被发现的两张收据，在1926年6月以前，苏俄将值630万卢布的军火交予冯玉祥，并准备继续付400万卢布的军火。军火内容难以查考，日本情报称有步枪、手枪、机关枪、各种炮、汽车和双叶飞机等。

    俄援军火大大降低了国民党组建自己军队的难度，提升了它的实力。国民政府顺利统一中国，俄援应为一大原因，全军采用一式步枪、饷弹充足，且拥有机关枪和炮队，在物质上就远胜于绝大多数军阀部队了。

    国民政府享受了俄援的优势，并借此东风一口气影响大增。但比较讽刺的是，1927年4月蒋介石宣布清党，与苏俄决裂。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应当算作列强10年军火禁运的受益者。（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