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的“法兰西岁月”

    布里，不过是河北高阳县境内的一个弹丸小村。98年前，一场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即从这里发轫，而后席卷全国。

    布里的“法国学堂”,在1918年的河北农村，绝对是个卓尔不群的建筑。它的主人是高阳县里响当当的人物——清代重臣李鸿藻之子、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中国豆腐公司老板、民国四大元老之——李石曾。

    留法念书期间，李石曾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成分的专著——《大豆》，并顺势开办了豆腐公司，把中国豆腐和老家高阳的华工都带到了巴黎。

    最早一批赴法华工由豆腐房经理齐竺山管理，他们不但适应了法国的生活，还在“工余求学”办起了工人夜校。李石曾很快就被这种新模式所吸引，他亲自给工人们上课。后来，还把蔡元培也拉进来，给工人们讲《工人与美学》。

    工人们“工余求学”，尚能有所成，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生身上，“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

    那些年，以蔡元培为首的留法派一直在提倡“留法俭学”，但难就难在每人每年最低也得600块大洋，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而给“俭学”加上“勤工”二字，这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李石曾乐观地算了一笔账：以每人每日平均15法郎的工资计算，刨去吃住，一个月能存150法郎，一年能存1800法郎。而法国中等实习学校一年才收1200法郎，还管吃住。如此勤工俭学，只需掏钱买一张到法国的船票，不出3年，就可以入校读书，不出5年就可毕业。

    蔡、李二人说干就干，立即邀约名流，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夏，李石曾返乡，见村里文风很盛，又有很多出洋见过世面的华工，是唾手可得的法语老师，就临时起意，像当年办豆腐训练班一样，在村里办起了留法预备学校。“法国学堂”开建，一股教育界的新风也从小乡村吹向全国。

    蔡、李二人的朋友、同为同盟会大佬的吴稚晖则用他那生花妙笔，连发九篇文章，鼓吹留法勤工俭学。就这样，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这“三驾马车”，把赴法勤工俭学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

    1918年6月，湖南师范毕业生蔡和森，揣着老师杨昌济（注：杨开慧的父亲）的推荐函，来到北京，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蔡元培。这次会面，让蔡和森信心满满，他给挚友毛泽东寄信，邀其“速来北京，经济其事，主持大计”。毛泽东闻讯大喜，马上和萧子升带着24名湖南学子，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

    在湖南师范，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并称为“湘中三杰”，他们一同创立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在北京，他们为新民学会“向外发展”而上下奔走。

    在北京西山的“小南园”别墅中，李石曾看着毛泽东起草的《湖南学生留法计划》，听着蔡和森、萧子升连珠炮似的提问，不由地对他们刮目相看。很快，萧子升作为李石曾的秘书，先行赴法，湖南籍勤工俭学学生的名额也由25人增加到了70人。

    又过了一年多，蔡和森终于走出了高阳布里村。1919年圣诞节那天，他和母亲葛建豪、妹妹蔡畅、未来的妻子向警予一起，在上海滩登上了“鸳特来蓬”号。徐特立、李立三等人也在这艘船上。

    本来，毛泽东是要为蔡和森等人送行的。12月中旬，他特地从长沙赶来，但因船期延误，他不得不先行北上。转过年来的早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为最后一拨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同学们对毛泽东没能一同赴法感到遗憾，毛泽东回答说：“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

    与此同期，周恩来接受了南开中学创始人严范孙的捐助，远赴欧洲。16岁的邓小平也在当年夏天坐上“鸳特来蓬”号，奔向巴黎。

    1919年和1920年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两年间，20批邮轮西渡，1900多名学生奔赴法兰西，其中又以川湘学子居多，占总数的近一半。

    到了法国，接站的“法华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根据盘缠的多少，将学生们分配到法国的各处。有钱的先到中学补习法文，钱最多的，留在巴黎、里昂；其次，分配到风景秀丽的枫丹白露等，再次到麦南；更次者到蒙尼达。两手空空的学生，则暂在华侨协社食宿，等候“法华教育会”为他们觅工。

    李立三和邓小平刚到法国，就被送到施耐德钢铁厂当“马老五”。“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李立三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拉红铁”：巨大的钢条从熔炉里出来，进入导轨，再由工人拖出来。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李立三和邓小平经常浑身涂满了红药水、紫药水。

    相比李立三，蔡和森一家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被送到蒙尼达公学修读法语。然而，刚到法国，蔡和森就犯了哮喘，只好躲在租来的房子里。凭着一股子韧劲，蔡和森仅靠着一本字典，愣是翻译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此时，在国内，毛泽东、陈独秀、张国焘他们看到的《共产党宣言》，还是由刘仁静译出的油印本。（注：学术界指出，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学说从东、西、北三个方面涌进中国：李大钊等从日本方向介绍过来，张太雷等从苏俄方面传入，蔡和森等从法国、德国直接输入。）

    显然，蔡和森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了，不过，在蒙尼达的朋友圈中，他却连一个知音也没有。蔡和森一面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抄成纸片,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书柜上，向同学进行讲解，一面写信说服居住在法国其他地区的同学。很快，蒙尼达成了留学生的中心，而蔡和森则是中心里的核心。

    1920年7月，新民学会在法会员13人，召开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主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蔡和森主张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萧子升则信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两派相持不下。蔡和森提出，不如把两种意见都写信告知毛泽东，听听国内会员的意见。

    就是在这封信中，蔡和森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数千言的复信，信中对蔡提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还告诉蔡和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

在法国的斗争

    1920年冬天，法国战后经济一落千丈，失业风潮席卷全国，大批复员军人也加入到觅工的队伍里，一船船登陆的中国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栖身。到1921年初，失业的勤工俭学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

    起初，无工无钱的学生每人每天可向“法华教育会”借贷5法郎度日，每10天领取一次，称为“维持费”。不久，“法华教育会”停发了“维持费”，同时，关闭了从中国到法国的留学通道。学生们通过与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不懈斗争，才得以延长发放“维持费”。

    没过多久，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大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舆论大哗。国家利益让学生们再次走到了一起。学生们不顾温饱，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终，致使大借款泡汤。

    学生们没有料到的是，陈箓之流和法国当局的报复手段竟然如此险恶。不久，法国政府宣布停发“维持费”，更坏的消息是：学生们一直翘首企盼的里昂中法大学，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残酷的现实，把学生们最后的希望摔得粉碎。9月20日，125名学生发起了进占里昂大学的行动，却遭到持枪警察逮捕，并被带到兵营里软禁起来。

    1921年10月13日，是一个令中国学生感到耻辱的日子。那天，里昂市长走进兵营，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遣返学生。104名学生每人发了一套法国囚衣（注：逃脱了十几个学生）。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就这样穿着囚衣，登上了“宝勒加”号的无等舱。

    两年前，他们赴法求学，而今，却被驱逐回国。满腔的悲愤，最终化作了无上的信念。临上岸时，蔡和森对大家说：“咱们这一百多人也可以说是一百单八将吧。回国后，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鲜世界来！”（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