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人”余乐醒：革命途中掉队人

    余乐醒，本名增生，字乐醒，又字炳炎，曾用余成新、余鸣三等名，1901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县浦口镇的一个普通农家。余乐醒少年时学业成绩很好，考入湖南名校广益中学就读，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期，蔡元培等人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志于做工程师的余乐醒也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

    1919年10月31日，余乐醒作为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和他同船赴法的有李富春等湖南青年42人。余乐醒在法国期间，先后进入卢瓦尔省的索米尔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和巴黎工业大学学习，在这两所学校里，他系统学习了机械和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在法国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中国留法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参加了由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发起的“工学励进会”，团体主要发起人都是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随着形势的发展，1920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称工学世界社，并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自此，工学世界社成为留法学生中的社会主义团体。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余乐醒也加入了这一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并很快成为团组织的骨干。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共青团旅欧支部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因原支部负责人周恩来按照组织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这次大会即在周恩来主持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旅欧支部的执委会，由周唯真、余乐醒、邓小平组成书记局。周恩来在介绍余乐醒时说：“我们今天选出的支部负责人是一位工程师。”

    1925年，余乐醒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又到比利时和德国游历。当年8月，按照中共党组织安排，他和萧朴生、欧阳钦等11人参加第三批旅欧归国团，于8月10日到达莫斯科，随后留在苏联学习，进入军事院校学习政治保卫专业。

革命途中掉队人

    1926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余乐醒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广州参加革命。余乐醒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到黄埔军校兼课。

    在黄埔，他结识了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校医沈景辉（沈醉的姐姐），两人自由恋爱并结婚。北伐前夕，余乐醒夫妇均调到北伐军中工作，余乐醒担任叶挺独立团中共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是该团的政治指导员。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进行扩编，其原有骨干部分编为第七十三团，余乐醒仍留在该团工作，继续担任党总支书记。

    其后，国内形势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中共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余乐醒随部队参加了这次起义，并随起义军南下。

    在行军途中，组织上调余乐醒到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谋团工作，由武昌赶来的陈毅被派到七十三团接任他的工作。陈毅到团部报到时，时任该团七连连长的林彪也到团部报告，说七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被勤务兵背跑了，团长黄浩声盛怒之下，要枪毙林彪，和陈毅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非常熟悉的余乐醒急忙出来打圆场，建议由陈毅来处理此事，陈毅以大战在即不宜轻易枪毙干部说服了团长，林彪这才保全了性命。

    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余乐醒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队黄金做了逃兵。

    据余乐醒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他因为当时看到部队在溃散，觉得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私自决定脱离部队。当时，他手边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黄金，在他出走时也一并带到了上海。及至后来周恩来也到了上海，召余乐醒谈话，余乐醒才承认“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引者注：指党组织）的处罚”。但在写过这封信后，余乐醒再也未和中共组织联络，已成为事实上的脱党分子。

    脱党后的余乐醒有了另外一个事业，他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761号创办了中华汽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汽车专门学校。到1930年，这所学校高级班毕业学员达到千余人，都分发到各省从事汽车专业工作。

    1929年，余乐醒受冯玉祥之邀，前往西北参加兰州的建设工作，第二年，又接受杨虎城的任命，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每月花费10万元的经费，生产不出5万元的产品，后来，余乐醒辞职返回上海。

委身魔窟做特务

    1932年春，蒋介石委派黄埔六期生戴笠筹建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当时以复兴社特务处的名义活动，也就是后来支撑起国民党特务工作多半边天的军统的前身。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闲居上海的余乐醒参加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

    其实，论起资历，余乐醒比戴笠资深太多。以余乐醒的学识、阅历，特别是他曾在苏联修习过政治保卫的专业知识，余乐醒确实是戴笠极其需要的“人才”。至于戴笠用了什么手段让余乐醒甘于为他驱策，则不为外人所知了。

    余乐醒对戴笠的影响巨大。戴笠平日的处事做人，有一套所谓“辩证法”理论和实际应用，即所谓“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制矛盾”，这套东西就是余乐醒贡献出来的，并成为戴笠处事对人的不二法门。戴笠把余乐醒当作能人，关键时刻，常会向余乐醒请教。

    1932年秋，余乐醒被戴笠派往上海，并把上海站升为华东区，任命余乐醒做区长。没多久，华东区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后来，余乐醒的妻弟沈醉在湖南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来到上海投奔他，经他介绍，参加了特务工作。沈醉表现突出，28岁就成为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处长，被戴笠视为心腹。

    余乐醒做了一段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却在对中共的特务活动中并无太大收获，不免让戴笠失望。正巧此时，戴笠在浙江警官学校创办了特务警员训练班（后称“杭训班”），这是特务处抗战前最有系统的特务训练机构。训练班的主任当然是由戴笠担任，而实际主持训练工作的，就是被委任为副主任的余乐醒。

    余乐醒受此重任，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的平生所学都拿了出来，他一个人就在训练班里开了特工理论、秘密携带、化学通讯、毒药、麻醉等课程。他在教学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善于把枯燥的理论说教和生动鲜活的例子结合起来，让受训的学员能够融会贯通。

    杭训班教学的成功，让余乐醒在特务机关中声名鹊起，成为军统最著名的“训练专家”，更是被他训练出来的特务学员视为导师。其后抗战初期举办的青浦训练班、临澧训练班等主要训练机构，莫不由他来主持。余乐醒在学员中的威望超过了戴笠，这也让戴笠心生嫉恨，找了个由头把他调离了训练机构。

    此后，余乐醒被戴笠派到主要从事军事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工作，担任贵阳修车厂副厂长。没多久，他又被调到设在遵义的军统植物代炼油厂作厂长。

    战时物价飞涨，而炼油的原料又常常缺货，余乐醒让人在原料缺货时把资金买上其他商品囤积，等原料来货时再把商品卖掉去买进原料，赚取差价。结果，此事被觊觎他位置的副厂长检举到戴笠那里，戴笠就派担任总务处长的沈醉去处理。沈醉顾及亲情，向戴笠建议给予余乐醒撤职处分。但戴笠对余乐醒此前在几个训练班中树立起来的威望极为忌惮，想借机把他彻底打倒，于是，命令把余乐醒关进在重庆的军统监狱。

    余乐醒入狱不久即心脏病复发，戴笠考虑余乐醒死在狱中必会引起部属的不满，于是同意将余乐醒转押到军统局的医院，改为软禁。这一关就是几年，直到1946年戴笠坠机摔死后，余乐醒才重获自由，并通过关系，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谋了个公路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位，算是在名义上脱离了特务机关。

    十几年的特务生涯，余乐醒也算是尽心尽力，最后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着实让他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于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他家掩护了一部地下党组织的电台。

    解放后，余乐醒在一家机械厂做工程师，在抗美援朝中，他负责的产品出现了偷工减料行为，于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就因现行问题和历史问题被捕入狱。不久，因病死于狱中，结束了他曲折复杂的人生。（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