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美科学家的归国之路

朱光亚：牵头起草

《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开国大典。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二战结束后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在这个富庶的国家，滞留着近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各种科研人员。他们分布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其中也包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遣的一些留学生。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举行了各种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去参加祖国建设，还是继续留在美国，成了中国留学生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侯祥麟，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前夕，他受党组织委派，留学美国，并很快成为爱国学生社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8年冬天，侯祥麟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此时，他已接到新的命令：在一些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成立组织，进行团结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今后动员他们回国做准备。

    1949年1月，“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正式成立，并很快在美国各地发展分会32个，会员达700多人，他们定期举行活动，通报来自国内的消息。

    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一封《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中国留学生中传阅，轰动一时。而牵头起草的是年仅23岁的朱光亚。从1949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名，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分布在美国各地。

    此外，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应起的作用，动员大家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1950年2月27日，这封公开信被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朱光亚断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提供的救济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华罗庚：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1950年3月，“克利夫兰总统”号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航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之间所有的航班全部停航，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从美国旧金山到中国香港，再从中国香港进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主要途径。

    这时，从美国的媒体传出消息说，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在前往红色中国。美国媒体所报道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数学家华罗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国的决定。美国的有关媒体多年后曾这样评论：“华罗庚若留在美国，本可对数学界作出更多贡献。但他回国对中国的数学十分重要，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的数学将会怎么样。”

    3月下旬，华罗庚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抵达香港。他在香港逗留期间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并很快地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后来，华罗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封公开信可能会加大其他留学生回国的阻力，美国方面看到这封信后，会对更多的科学家回国进行设防。但此时，公开信造成的影响已无法挽回。

    没过多久，华罗庚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两个大国成为面对面的对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美国移民局希望赶走这些学生，而美国国务院则想扣留他们，以免资助敌国。

    从1950年到1954年，先后有100多名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政府扣留，受到禁止出境约束的中国留学生达几千人。

钱学森：以香烟盒作纸，写信向祖国求助

    1954年夏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美国公民的信，要求美国政府与红色中国做一个交易，用留学生换回12名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是朝鲜战争期间被我军俘虏的飞行员。这封信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的首次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关于平民交换的问题是这次会谈的一个首要内容。由于双方的敌对情绪，会谈一度陷入僵局，美方对阻止中国留美学生以及科技人员回国一事给予否认。这时，中国代表团向美方出示了一封钱学森从美国发出的求救信。

    此时，在美国的钱学森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了。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让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辞去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美国军方机密的工作和职务。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但钱学森的行动仍然受到监视。受到监视的钱学森夫妇，决定向祖国求助。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佯装与钱学森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监视，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作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信写好后，钱学森夫妇将信寄往身在比利时的蒋英的妹妹，请她迅速将信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几经辗转，这封短信终于送到了陈叔通的手中，很快转呈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对将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作出了指示。

    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复会。王炳南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百般狡辩的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为了使会谈尽早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作出让步，先行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美国方面同意钱学森回国。

    9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旧金山出发，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船到公海，钱学森接到了国内父亲的电报，电报提醒钱学森：“知你回国，甚慰，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

    当时，迎接钱学森的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接到钱学森后，马上报告北京。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聂荣臻。一年后，钱学森成为国防部五院院长，从此拉开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的序幕。

    据王炳南后来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的结果，但是换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