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破冰之旅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苏迎来了改善关系的时机。中国终结了“文革”苦难，认识到闭门造车是不可能之事，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因里根政府支持台湾当局，中国被迫加快与苏联改善关系。苏联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放弃了过去的思维，双方都不再无谓纠缠意识形态，都对对方的改革深感兴趣。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开始释放善意，中方在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背景下，谨慎回应，并设置底线——希望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入侵阿富汗、屯兵蒙古、越南入侵柬埔寨。目的是消除苏联对中国北、西、南三个方向的现实威胁，竭力争得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做出回应，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愿改善苏中关系；但前提是“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这表明：此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仍未成熟。

    但是，经过30年相互隔绝之后，两国都走入新的历史周期。中国从很低的起点开始改革开放，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但最初的10年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腐败；比如受西方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上升。

    苏联同样处于历史转折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是：“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而在国际上，苏联处境孤立，其亲密盟国古巴、越南、东德等国实力有限；入侵阿富汗引起“半个世界”与之对抗（美国、伊斯兰世界、中国等）。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作为动员苏联社会的新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苏正常化尚在谈判阶段，民间的“正常化”已闻风先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省份的边贸已如火如荼；苏联企业参加中国展会，并为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工业设施升级改造；时隔多年之后，《人民日报》重新称苏联为“伟大社会主义国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表示欲与中国和解。

“三大障碍”完全消除

    但是，对于苏联来说，中国虽很重要，却只有在“冷战”格局改变之后才有意义。当时的苏联内忧外困，必须全面收缩：军备竞赛消耗其40&的国民财富，苏联早已力不从心；在阿富汗，苏联陷入美国的战略捕兽器；油价大跌（一说是美国和沙特联手做局所致）导致外汇严重不足，无钱进口粮食；苏联需要西方的贷款、技术、投资……

    1987年12月8日，美、苏达成削减中短程核导弹的协议，双方不再视对方为敌手。这样，在美国的“冷战”结束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冷战”实际已经终结。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开始了加快消除“三大障碍”的步伐。1987年，苏联从蒙古国撤军5万人；1989年，苏蒙协议规定，到1991年撤出全部驻蒙苏军。

    阿富汗之于苏联，如越南之于美国。苏联早想抽身退出，但必须安排好善后、“赢得和平”，以免出现一个反苏的邻国、或其真空被美国填充。从1988年5月15日起，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回国。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直接体现中苏军事对抗的障碍——越南入侵柬埔寨，但苏联一直推说这涉及第三国，在政治磋商时避重就轻，甚至提议中国先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再一道解决柬埔寨问题。但中方认为应先解决柬埔寨问题，然后才实现正常化。为此，戈尔巴乔夫的同事沙赫纳扎罗夫曾表示：“苏中关系正常化的钥匙多半在河内，而不是莫斯科或北京。”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小平同志于1985年10月9日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后来，小平同志又向美国大牌记者迈克·华莱士发表谈话，强调苏方如能在柬埔寨问题上迈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中方持续释放的善意，让苏方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出松动。1988年下半年，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戈尔巴乔夫终于决定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卸掉“援越侵柬”这个历史大包袱。1988年7月20日，戈尔巴乔夫与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再次会谈，越方表示，准备在1989年底、1990年初从柬埔寨撤军完毕。至此，妨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终于完全消除。

只握手，不拥抱

    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发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邀请。这是时隔30多年后，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钱其琛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样不同寻常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立刻感受到其中的分量和真诚。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中方承认有过错，在中苏关系史上，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

    1989年2月2日，作为对钱其琛外长访苏的回访，也是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2月4日，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也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这场世界瞩目的中苏高级会见，中方在准备工作中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一直为人称道：其一，是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还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越是敏感时刻，越要冷静，在礼节上不能做得过火。握手礼节，正是这种普适原则的体现。“不拥抱”则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照相机的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而戈尔巴乔夫在会谈大厅一落座，就庄重地对小平同志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85岁高龄的长者身旁，年仅58岁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毕恭毕敬，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作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忆及这次会见，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后来在回忆录中还提到，戈尔巴乔夫在前往会见邓小平之前，在内部曾经说过，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看重的是对方谈话中的基本精神，有不同意见也不进行争论。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超出了半个小时。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这次访华的时机颇不寻常。细心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抵京时，欢迎仪式并没有按照常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而是被安排在了多年前用来接待外宾的老首都机场；而当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旋梯后，机场上也并没有铺红地毯……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中国之行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1989年5月18日，当戈尔巴乔夫访问结束时，中苏双方随即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为两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20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辟了前景广阔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是国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注定成为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年。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一年后，德国统一；又一年后，苏联解体。

    但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与邓小平同志共同发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宣言，中苏双方当时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

    此后，中俄主要领导人频繁互访，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事业迅速发展。从2014年起，中俄又上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开启了新时代中俄关系的新征程。（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