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保密局的“1234”行动

章慧敏

    上海市公安局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刚进行到一半时，第二封密电又传来了：杀手封企曾已于日前抵达上海。

    案情分析会上，主持上海市公安局日常工作的扬帆副局长再三强调，封企曾不同于一般的潜伏特务，他是武装匪徒，具有鲜明的暴力特征，如果不及时捕获，随时可能对各界人士造成严重危害。

    封企曾是“军统”组织中有名的杀手，除了枪法和武艺高强，还特别擅长化装术。封企曾对上海很熟悉，早在上海沦陷时期，他受戴笠的指派潜伏在上海滩达五年之久，暗杀过八名汪伪官员。

    当天下午，专案组就在缴获的敌伪档案和被捕的国民党特务的交代笔录中梳理出了有关封企曾更翔实的资料——1949年4月，封企曾参加了由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主持的“应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森委任他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浙边区指挥部”副指挥。

    主子们纷纷逃往台湾，封企曾率残部60余人逃窜到上海附近的岛屿小洋山，叫嚣要采取“广种薄收”的“疥疮政策”。他率领的匪徒将上海大成轮船公司城陵号客轮劫持到小洋山，还杀害了船上的三名解放军战士，500多名旅客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他们还准备劫持中通号客轮和解放军的巡逻艇，气焰十分嚣张。当地群众对他深恶痛绝，称之为“杀人魔王”。

    同年9月，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眼看反攻大陆无望，便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组建行动队：“仿昔日暗杀伪人员办法，制裁匪首和附逆分子。”于是，毛人凤电召封企曾去台湾，任命他为“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兼“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

    随后，封企曾受命潜回上海执行“1243”行动，刺杀陈毅市长。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毛人凤还配给他电台7部、长短枪500支，每月活动经费2700银元。

    此刻的封企曾在暗处，在线索全无的情况下要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专案组决定打一场人海战术。以查户口为名，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搜查。同时，市局通知各分局，对管辖区内的旅馆、浴室、戏院、电影院、茶馆和书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然而，众多线索中没有一条是和封企曾有直接关联的。

    上海警方在组织全市大搜查时，封企曾正躲在浦东一个叫凌家宅的小村庄里，闭门不出。

    临行时的送别宴会上，毛人凤给了他两个在沪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和地址，说这是他在上海的安全落脚点。封企曾接过写有二人姓名和住址的纸条飞快地看了一眼，就把那张三指宽的纸片还给了毛人凤。毛人凤对此赞赏不已，其实，封企曾不相信任何人，他担心毛人凤的那两张王牌已经受警方监控了。

    凌家宅只有18户人家，四周都是纵横交错的河道，是个进退都十分方便的地方，村子里的蒋阿成是他一位把兄弟的老爹。当年，把兄弟和封企曾一起在“军统”任职，后来死于汪伪76号的手下，封企曾代把兄弟照顾起他的父母，于是和蒋老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对封企曾而言，凌家宅再熟悉不过了，来来回回了好多次。他对蒋老爹只说自己做生意时碰到了点资金纠葛，需要暂避一时。封企曾住进了蒋阿成家那间堆放杂物的茅草房。草屋掩藏在竹林里，他又关照蒋阿成，若是有人问起，就说他离开了。

    市里开展户口清查时，乡干部曾来询问过凌家宅的小组长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在村里出入。小组长就住在蒋阿成家隔壁，他是见过封企曾的，但他寻思封企曾是蒋阿成家的亲戚，以前也来过，算不上陌生人，况且人似乎已经离开了，便说没有。

    专案组决定再从材料中查找，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封企曾的材料无非有两种，一是“死材料”，也就是敌伪时期留下的档案；二是“活材料”，那些和封企曾有过交集的知情人。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知情人一个一个地谈，86名警员连续工作了一周。突然，在讯问一名在押的“军统”特务时，他提起的一条线索让警员精神一振：有一个叫汪焯的人在抗战时期就认识封企曾，而汪焯现在在提篮桥监狱服刑。

    汪焯向专案组提供了封企曾当年在上海滩交往的一些熟人，其中一个就是浦东凌家宅蒋阿成的儿子。

    5月30日下午，专案组派出侦查员李蒙和滕扣根前往浦东凌家宅调查。在乡政府负责保卫工作的张副乡长的带领下，他们一同去了凌家宅找到农会小组长。当被问及蒋阿成家近来是否有客人来过时，小组长回答，有倒是有的，不过，这位客人也不算外人，村里人都认识他，而且他已经离开好几天了。

    李蒙和滕扣根请小组长描述一下那位客人的模样，他一说，两位民警差点跳了起来，此人不是封企曾又会是谁？于是，一行四人马上去了蒋阿成家。蒋阿成听了他们找封企曾的理由后吓了一跳，他不是说来躲账的吗？怎么竟是一名罪大恶极的特务？

    两位侦查员首先搜查了竹林里的那间草屋，没有任何异样，但在草屋附近，挖到了埋在地底的一只木盒。打开木盒，里面装着两支手枪、一盒子弹以及两枚微型定时炸弹!

“王牌杀手”伏法

    封企曾在离开凌家宅的前两天，向蒋阿成打听曾经的青浦轮渡口是不是还在老地方。这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

    专案组发现，与之有关的一个名叫沈必渊的人住在青浦县城厢镇，封企曾与沈必渊相识于1937年。当时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曾在江苏省青浦县举办过一期特务训练班，封企曾主讲擒拿格斗术，在青浦前后待了两个月的时间，而沈必渊就是那一届特训班的学员。

    专案组6月4日到达青浦后，当即去当地公安局查找沈必渊。此时，沈必渊开了一家小酒馆。封企曾的确来找过他，那是在5月30日的上午8点半左右，他说自己要在青浦办点生意上的事，想住在沈家。两人闲聊时，封企曾也没有向他打听过任何事情，一直到6月2日上午封企曾才离开青浦。

    专案组在检查封企曾住过的房间时，发现桌上有一沓用过的信笺纸，上面还压着一支钢笔。专案组仔细地收藏好笔和信纸拿回市局辨认。信是写给一名叫“老凯”的人的，约他6月4日上午9点在杭州路、眉州路口碰头。信尾的落款日期是6月1日。

    可是，遍查与封企曾相关的材料，都没有出现“老凯”这个人的名字。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想出了一个寻踪的办法：到接头地点杭州路、眉州路口寻找。

    6月10日上午，专案组在眉州路上一家工厂召集部分工人开会，有位老工人肯定地说，“老凯”是厂里一个叫崔镜明的绰号。专案组很快摸清了崔镜明的身份：此人曾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由于职业的关系，与三教九流接触比较多，其中不乏“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从巡捕房出来后，他就在工厂做统计员之类的工作，生性喜欢管闲事。

    当晚，崔镜明被带往榆林分局。据崔镜明交代，他与封企曾相识于1941年。崔镜明离开巡捕房后，两人的交往就少了，直至完全断绝了往来。崔镜明怎么也没想到，六年后会突然接到封企曾约他见面的信。

    6月4日，崔镜明如约跟封企曾见了面。两人见面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封企曾托崔镜明帮忙在市中心借一间临街的住房：一是要租二楼或者三楼的楼房，房租高些无所谓；二是要求房东必须属于政治上可靠的人物，如果社会关系中有人在共产党内部当干部则最好；三是租期半年。崔镜明答应想办法，双方还约定一周后的6月11日上午10点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口碰头。

    此时已是6月10日的夜里，离天亮不过几个小时了。上海市公安局紧急部署：第二天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口守候伏击，活捉封企曾。

    6月11日清晨5点前，身穿便衣的公安人员来到埋伏点，进入周边的住户、商店和工厂。上午9点50分，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中，崔镜明也来到了伏击点。几分钟后，大家看到从外滩方向骑过来一辆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个戴黑色礼帽的男子。崔镜明一眼就认出了封企曾，他高高地举手招呼道：“来啦！”

    这是预先确定的暗号！几乎就在同时，十几名公安便衣从四面八方扑向封企曾，他还没作出反应，便已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地，被戴上了手铐。

    在审讯中，封企曾交代了他原本是打算通过崔镜明在陈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租借临街的房间，借以窥测陈毅的活动规律，等心中有底后再制订暗杀方案，不想还没站稳脚跟就落入了法网……（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