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后，国际上兴起“了解中国”运动

    “中国，这是美国的最新事物。”

    这是《纽约时报》1972年2月16日一篇报道的题目。这天是中国鼠年的正月初二，汉学家们热烈地辩论着鼠年的“鼠”字究竟怎样翻译好，就这样拉开了中国年，也揭开了尼克松访华的序幕。

    连日来，美国三大电视网除了新闻之外，还在早晨上班前后和晚上九时半以后的黄金时间播送两到三小时的特别节目，各报也都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连篇累牍刊登来自北京的报道。

    直观的电视报道迅速改变了美国公众的印象。

    他们看到，没有出现任何对尼克松总统带有恶意的反应，街道比美国城市还干净。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手拿扫帚在扫雪，偶而有一台罕见的扫雪机在帮忙。没有什么20多年来想象中的“红色魔鬼”，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彬彬有礼、好客、勤劳、长期蒙受苦难、正在建设美好社会的民族形象。

    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支持尼克松访华的占73%。测验还要求参加者从23个形容词中挑选他们认为最适合形容中国人的词语，1966年时常被挑中的词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叛”，现在则被“努力工作”“聪明”“富于艺术才能”“进步的”和“讲求实效的”等词所代替。

    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格外敏感的日本驻美记者不无夸张地称，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个“了解中国”运动，洪水般的报道使美国人的中国观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改善美中关系的舆论基础已经形成。

    对尼克松的接待是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的，要访问的城市都经过大规模清理整顿。美国观众看到的“扫雪机”是用解放牌卡车加上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改造而成的。它们被喷成鸭蛋青色，每天在北京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

几个密集来华群体

    据美国国务院的估计，1972年，1500到2000名美国人获准访问了中国。但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数字实际高达3000人。访问者既有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众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也有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团，北京民族饭店里甚至还出现了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普通旅游者共5人。

    这些还只是申请访华的5万人中的一小部分。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来访，但现在接待能力还很有限。

    在申请访华者中，有几个群体是优先得到考虑的。

    一个群体是谢伟思、费正清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1949年前都曾在中国工作过，所不同的是，谢伟思作为外交官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横遭打击，费正清的学术地位却反而提高了。现在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亲自邀请，先后访华。

    作为中国研究的权威，费正清曾向基辛格介绍过“你必须亲自去拜访他们”的中国规矩，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是尼克松访华前所读的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之一。书中提到，美国在考虑台湾问题时必须意识到，“一个中国”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要比单纯的西方式民族主义强烈得多。

    回国后，费正清在美《外交季刊》1972年10月号上发表文章，总结了自己对新中国的三个最强烈的印象：第一是中国的团结一致，这是由于中国人有着外国人所不知的高度同种感，它的发展是内向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扩展；第二是中国仍旧而且将会长期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第三是中国的工业结构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小型的。

    美籍华人科学家群体也受到祖国的热情欢迎。

    开风气之先的是杨振宁。他在尼克松访华消息刚公布的1971年7月就获准回中国大陆探亲，1972年6月又作了第二次访问。访问归来后，他屡屡盛赞中国的巨变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事实上，这几乎是当时华裔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访华后的一致印象和感受。

    陈省身称，一入中国，柳暗花明，满街自行车，男女平等，物价便宜，和旧政权时代的生活有天渊之别。李政道称，人民生活丰衣足食不算新闻，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热心于新中国建设。

    另外，参观者得出一些不真实的印象并不奇怪。因为1972年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并不对外宾开放，开放的主要是北京、上海、杭州等一些大城市，以及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国棉三厂等现代化企业和中阿友好公社、大寨、红旗渠等样板性工程。谢伟思的出生地四川省长期以来是禁止外宾入内的，但出于对他的礼遇，特批他去访问。

    还有一个相对密集来华的群体是政界和新闻界人士。

    1972年4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斯科特率团访华，历时16天，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六个城市。

    回国后，斯科特在参议院作访华报告时说，新中国取得的两个最大成就，一是已成为完全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二是普通人的生活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尽管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斯科特的报告还说：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

影像中国

    1972年5月，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带领一支6人摄制小组来到中国时，他想象中的旅行是爬山涉水、跨越沙漠的，到后才知道，很大一部分中国是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虽然中国人打开了几扇窗户。

    拍摄的缘起是，1971年意大利外贸部部长率团访华，意大利电视广播公司文化主任提议，由电影大师、意共党员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周恩来对此很感兴趣，由此成为两国的一个正式文化合作项目。

    “内心的新现实主义”者安东尼奥尼不想展示一个官方的中国形象，而想要发现中国。摄制组经常说要去一地拍摄，却又出其不意闯入另一个地方；摄影师随时把机器扛在肩头，说他们的习惯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陪同人员不会说“不许拍”，只是说：如果您想拍就拍，但我们不喜欢这些事。

    拍摄首先从天安门广场开始，那是5月的一个有些灰蒙蒙的风沙天。镜头并没有聚焦在广场上的宏伟建筑上，而是反复对准了那些拍照留念的普通面孔。安东尼奥尼说，他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而是人类的风景，如此不同，又如此具体，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安东尼奥尼在解说词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道，北京仍然是一座房屋低矮、胡同窄小、院子封闭的古城。所有的街道都很窄，并且老有一个治安人员阻拦外国人入内。屋顶从墙后冒出来，没有临街的窗子，生活就这样流淌在四合院中，它们就像微型的公共广场。这里的居民显得贫穷，但不匮乏；没有奢侈品，但也不挨饿；跟我们那边很不一样，他们看上去既不焦虑，也不着急。

    影片的最后说：“中国在开放它的大门，但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基本上不为人知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古老的中国有这么一句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部名为《中国》的影片被美国广播公司以25万美元购进，于1972年12月在美国首映，1973年在意大利上映。但在中国，这部影片却遭到查禁。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系列批判文章说，这是安东尼奥尼提着便于偷拍的“超八毫米摄影机”，以“特务手段”拍摄的一部反华影片。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宏伟他不拍，却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红旗渠他不拍，却专门拍枯河乱石；为他准备的高架车他不使用，却乘坐汽艇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把现代化的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扭扭。在色彩上，它采用了灰暗的基调，几乎没有一个明朗、干净的镜头……

    2004年，《中国》在中国上映。时隔32年之后，安东尼奥尼镜头中的城市和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