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打歼灭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延安吴起镇。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蒋介石对此极为恐慌，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将我军消灭。

    1935年底，蒋介石调集13个师和5个旅，对陕甘根据地发动“围剿”，意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当时国民党军的“围剿”部队总兵力达4万余人，我军仅1.1万人。面对强敌，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先在陕西省延安地区鄜县（今富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在战前会议上，毛泽东部署了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战术，要求“利用有利地形，把敌人引进来，然后攻其不备，消灭敌人的主力”。

    对于毛泽东来说，直罗镇是个打歼灭战的理想战场。它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面是一条小河，“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当时的侦察员后来回忆。

    在这个“口袋”边上，毛泽东调集了约5个师的兵力。他分析，国民党军先头部队109师极有可能冒进行军，抢先攻打直罗镇。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师长牛元峰果然率109师一路孤军冒进，到达直罗镇。这为我军形成局部多打少的局面创造了条件。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牛元峰本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成了红军的瓮中之鳖。

    当天晚上，几路红军乘着夜色进入预定位置。毛泽东在距直罗镇不远一个山坡上的指挥所内下达命令：“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第二天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激战至14时，109师大部被歼灭，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坚守待援。

    此时，国民党援军已迫近战场。我军留少部分兵力继续围困109师殘部，调动其余主力全力向西迎击东援的国民党军第106、第111师。这场战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援军，还彻底粉碎了109师固守待援的希望。11月23日午夜，109师残部被迫突围，最后全部被我军歼灭，牛元峰在突围中也被我军击毙。

    经此一役，我军歼灭“围剿”部队一个师和一个团，俘虏5000多人，缴获枪支3500余支。战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锦州战役：关门打狗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战力对比已远不比当初悬殊。此时期，毛泽东的歼灭战思路又有演进，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基础上，注重“扎紧篱笆，关门打狗”。

    日本投降之后，占领东北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优先考虑的一件事。本来要上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林彪，被毛泽东调往东北，后出任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1947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1948年3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3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内。地处东北地区咽喉的锦州，正处在口袋口的位置。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致电东北野战军：“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然而林彪认为，挥师南下攻击锦州，身后长春、沈阳的国民党军追击，恐首尾不相顾，所以坚持攻打长春。

    “毛泽东和林彪两人选择不同的进攻方向，说明了战术思路的不同。林彪考虑的是在保存自己的基础上攻击敌人，毛泽东的思路是先把国民党军南下逃入华北的锦州锁住，将国民党军关在东北，择机全歼。”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任振杰说。

    时间来到1948年4月，林彪依然坚持优先攻击长春，毛泽东勉强同意。但林彪攻打长春并不顺利，歼灭战有拖成消耗战的危险，于是决定不继续在长春纠缠。8月下旬，林彪开始拟定南下作战的具体计划。此时，东北野战军经过休整补充，兵力增至70万人，国民党军队降至55万人。全国战局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国民党军越来越少，解放军越来越多。

    9月，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经过反复酝酿与磋商，终于将攻打锦州的作战方针确定下来。为阻止国民党军支援锦州，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要道塔山抵住了国民党军数十次集团冲锋，歼敌6000余人，保住了阵地，为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锦州城外，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在攻城。

    经过激烈战斗，东北野战军全歼锦州守军——国民党军第6兵团10万余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锦州战役胜利，代表我军关上了东北国民党部队回撤关内的大门，实现了毛泽东“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它也促使东北战局迅速发展。锦州被攻克后不久，曾泽生率部起义，长春和平解放。接着，沈阳外围据点接连被攻克，沈阳守军13万余人全部被歼。东北战局、全国战局按着毛泽东的设想顺利推进。

三所里战斗：迂回包围

    抗美援朝时期，面对比国民党军强大得多的美军，志愿军前线多次报告：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毛泽东的判断是：既然如此，那就分而歼之。

    1950年11月上旬，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将敌军从逼近鸭绿江赶回至朝鲜北部的清川江一带。在毛泽东看来，我志愿军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要想转变朝鲜的战局，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

    怎样进行“较大的打击”？彭德怀决心诱敌深入。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

    11月25日，敌军进入彭德怀布好的口袋。当晚，志愿军部队突然发起猛攻，在德川歼灭南朝鲜军一个师全部，在宁远歼灭一个师大部，打开了两个缺口。所谓“联合国军”乱了阵脚，停止冒进，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

    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只要我38军全军及42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彭德怀等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

    见势不妙，敌军开始从军隅里、价川一带通过三所里撤退。此时，志愿军能不能在三所里堵住敌军，是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意图能否实现的关键。

    第113师主力于11月28日上午8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9军南撤退路。11月30日，第113师配合志愿军各部队，已将被包围之敌分割在数个狭小的区域，17时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

    战至12月1日晚，志愿军西线部队歼灭美第9军第2师主力、土耳其旅大部，重创美第9军第25师。三所里战斗再次在世界面前上演了“歼灭战的艺术”，让“联合国军”彻底知道被“追打、围打”的狼狈。12月6日，中朝军队收复平壤。

    1951年，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入相持阶段。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要求，目前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时，又说：“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这就是“零敲牛皮糖”。

    此后，志愿军两次组织战术反击，均选择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实施攻击，除个别未达目的外，其余均是攻则必歼。

    到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时，志愿军不但可以攻歼营以下建制兵力，而且发展到能一次性攻克李承晚集团4个师防守的阵地，并歼灭4个师大部。这就实现了毛泽东“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构想。1953年夏，所谓“联合国军”不得不请求早日签署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据《新周报》）